文／墨川
如果只把“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这几个名字写在纸上，不告诉您他们是谁，恐怕不少人会以为这是几位明清士大夫。
利玛窦，字面颇有古意；汤若望，像是江南读书人的名字；南怀仁三字尤其漂亮，“怀仁”二字甚至让人想到儒家的仁德。其实，他们都是洋人，都是从欧洲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那么，为什么这些西方人到了中国，都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呢？
利玛窦：一个意大利人变成“泰西儒士”
1583年，一个意大利人来到广东肇庆。
他出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原名Matteo Ricci，年轻时在罗马学习哲学、神学和数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克拉维乌斯（Christopher Clavius）。来到中国后，他使用了一个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的汉名——利玛窦。
“玛窦”与Matteo有音译关系，“利”则成了他的中国姓氏。除了姓名之外，他还有中国士人习惯使用的“号”，称“西泰”，又号“清泰”。中国人称他“利西泰”，听起来已经与明代士人相去不远。
这并不只是换一个名字。利玛窦最初来华时曾穿天主教徒的僧侣服，后来逐渐认识到，在明代中国社会中，真正掌握文化话语权的是儒家士大夫。于是他改穿儒服，蓄须戴冠，以读书人的方式与中国士大夫交往。一句话，入乡随俗。
于是，他的朋友圈里渐渐出现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知识分子。
利玛窦带来的不只是宗教。他还带来了西方的数学、天文和地理知识，还与徐光启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几何”以及“点、线、面”等一整套数学语言，就是在这场明末中西知识交流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1610年，利玛窦死于北京。按照明代制度，外国人死后一般不能葬在京城。但万历皇帝最终赐地安葬。这位从意大利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从此长眠北京。
“Matteo Ricci”也就这样永远变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利玛窦”。
汤若望：他的中国名字进了《清史》
利玛窦去世八年后，又一位耶稣会士从欧洲启程前往中国。他的名字长得多：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到了中国，他却给自己取了个十分简洁的中文名字——汤若望。“汤”是姓，和Adam有关，“若望”则与Johann，也就是拉丁语系统中的Johannes、英语John所对应的基督教人名有关。若望至今仍是天主教中文里对John的传统译名之一。
明末，中国朝廷正面临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传统历法在天象推算上出现误差。1629年，朝廷决定开设历局，由徐光启主持修历。汤若望等耶稣会士凭借西方天文学参与其中。
清军入关后，汤若望将已经编成的历法呈给新朝。1645年，新历正式颁行，后来通称《时宪历》。汤若望则进入钦天监，与清廷关系日益密切。
一个出生在德意志地区的耶稣会士，就这样成了中国王朝负责天文历算的重要官员。
从利玛窦到汤若望，西方传教士的中国姓名也越来越像真正的中国士人姓名。到了下一个人，更是如此。
南怀仁：这名字像不像一位儒生？
Ferdinand Verbiest的中文名字叫“南怀仁”。
第一次看到这三个字，很难把它与一位17世纪的佛兰德耶稣会士联系起来。“怀仁”在汉语里本来就是很典雅的词。“仁”又是儒家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单从字面看，这个名字甚至带着浓厚的儒家色彩。
南怀仁1623年出生，1650年代来到中国。汤若望陷入历狱后，西洋天文学一度受到排斥。康熙亲政后，南怀仁与杨光先一派就天文推算展开较量，西法最终重新取得朝廷信任。
1669年，南怀仁开始主持历法工作，此后又担任钦天监等职。他还重新设计、制造了一批大型天文仪器。今天走进北京古观象台，仍然能看到那个时代中西天文学交流留下的痕迹。
不过耶稣会士中还有一个人，没有因为天文学名留中国，而是靠一支画笔。
清宫画师郎世宁
1715年，一名27岁的意大利青年又来到了中国。他叫Giuseppe Castiglione。中国人后来叫他——郎世宁。
这又是一个几乎看不出“洋味”的名字。“郎”本来就是中国姓氏，“世宁”二字又有天下安宁、世道清平之意。
郎世宁来中国原本带有传教使命，但没想到他的绘画手艺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自幼学习欧洲绘画，掌握透视、明暗、体积塑造等技巧。到了北京后，他进入清宫供职，一待就是半个世纪，先后经历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中国宫廷画讲究线条、笔墨和传统程式，欧洲绘画则重视透视、光影和立体感。郎世宁慢慢摸索出一套两边都能接受的办法：使用中国的纸绢、毛笔和颜料，又把西方的写实、透视与明暗带进去。
于是才有了后来著名的《百骏图》等作品。
1766年，郎世宁病逝于北京。从米兰来的Giuseppe Castiglione，最终却以“郎世宁”这个名字进入了中国美术史。
他们的汉名走向西方
到了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面貌又变了。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Robert Morrison来到中国。他的汉名是“马礼逊”。
此时西方人取汉名已经形成相当成熟的方式：选一个中国姓氏，再用两个既照顾原名声音、又具有中文意义的字组成名字。“礼逊”二字放在一起，甚至颇有中国传统读书人的气息——而且还谐音，马礼逊对Morrison，巧思十足。
马礼逊花费多年学习中文，参与完成《圣经》的中文全译，又编纂大型华英字典。对19世纪早期的中英语言交流而言，“马礼逊”三个字的重要性已经远远超过一个传教士的姓名。
比他晚一代的James Legge，则取了一个同样漂亮的中国名字——理雅各。
“理”是姓，“雅各”与James所对应的基督教传统译名有关；三字连在一起，又恰好有一种“义理雅正”的味道。
理雅各1815年出生于苏格兰，后来在马六甲、香港主持英华书院。他真正用去半生精力钻研的，是中国儒家经典。从1861年开始，他陆续将《论语》《孟子》《尚书》《诗经》《春秋》等典籍译成英文，收入多卷本《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
1876年，学富五车的他，成为牛津大学首任汉学教授。想像一下这个画面：牛津大学的讲坛上，一位名叫James Legge的苏格兰人，开始向西方学生讲授孔子、孟子和中国古代文明。
有意思的是，到了这一步，“传教士”与“汉学家”之间的界线已经开始变得模糊。
他们原本是为了传教而学中文，学着学着，却有人一头扎进《论语》《易经》《道德经》；原本只是需要一个方便中国人称呼的汉名，最后这个名字竟跟着他们的著作一起留了下来。
德国传教士Richard Wilhelm就是后来的一个例子。他的汉名为“卫希圣”，字“礼贤”，因此通常称卫礼贤。1899年他来到青岛，后来投入中国典籍研究，尤以《易经》德译本闻名。这部译本日后又被转译成英文，在20世纪西方世界产生很大影响。
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到马礼逊、理雅各、卫礼贤，这些名字已经很难仅仅称为“音译”。它们是这些西方人在中国生活留下的一层身份。
有人穿上儒服，有人进入钦天监，有人拿起中国毛笔，有人伏案翻译《四书》《五经》。几十年之后，他们原来那些很长的欧洲姓名，在中国反倒逐渐陌生；“利玛窦”“郎世宁”“马礼逊”这些洋教士的汉语名却保留了下来。
而到了20世纪，情况又发生了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来中国的西方人的身份，已经不一定是传教士了。他们可能是哈佛教授、耶鲁历史学家、剑桥科学史家。可他们仍然喜欢给自己取一个中国名字。
于是John King Fairbank成了“费正清”，Joseph Needham成了“李约瑟”，Philip Kuhn成了“孔飞力”，Jonathan Spence成了“史景迁”。
他们的故事我们留到下一篇来讲。
资料来源：
1.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修订本》及维基百科“利玛窦”条目；牛津及相关学术资料中的James Legge生平与《中国经典》资料；其它相关传教士及中西文化交流史资料
2.教育部《重编国语辞典》：利玛窦
3.台北故宫博物院：郎世宁来华三百年特展
4.James Legge资料：Global Daoism Archive
（点阅【百家姓杂谈】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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