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川
有些老电影，英文原名平平无奇，一到了中文里，却忽然有了诗意。
1938年，美国米高梅公司拍了一部描写“圆舞曲之王”小约翰·史特劳斯的音乐电影，英文片名叫 The Great Waltz。照字面翻译，就是《伟大的华尔兹》或者《大圆舞曲》，意思当然没错，只是少了一点味道。（点击观看电影海报）
当年的中文译名却是四个字：《翠堤春晓》。
“翠堤”是多瑙河岸，“春晓”是晨光初起。英文片名里既没有“翠”，也没有“堤”，更没有“春晓”，可是四个字摆在一起，史特劳斯、维也纳、多瑙河、华尔兹，仿佛一下都活了起来。
这还不是孤例。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给西洋电影取过一大批今天看来相当有意思的中文名字。那时的电影翻译，有时不像翻译，倒更像重新给电影取了一次名字。
《翠堤春晓》
《翠堤春晓》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个。
The Great Waltz于1938年上映，讲的是小约翰·史特劳斯的故事。影片自然少不了《蓝色多瑙河》等史特劳斯音乐，也加入了不少经过艺术加工的爱情情节。
有趣的是，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还收藏了一张当年的《翠堤春晓》中文电影海报（点击观看电影海报）。海报四周用粉红色五线谱装饰，画面上有男女主人公相拥共舞，右上方赫然写着：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唐代杜甫的诗句，一千多年后被印到一部好莱坞电影的中文海报上，用来介绍维也纳的华尔兹。
《翠堤春晓》这个名字本身也很有中国诗词的味道。“翠”是颜色，“堤”有风景，“春晓”更是中国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诗语。孟浩然一句“春眠不觉晓”，早已把“春晓”两字染上了清晨、春色和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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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eat Waltz原来只是说“伟大的华尔兹”，到了中文里，音乐没有直接写出来，却变成了一幅画。
《魂断蓝桥》
两年后，又有一部电影留下了一个几乎比英文原名更有名的中文片名。
1940年，米高梅推出Waterloo Bridge，由费雯‧丽（Vivien Leigh）和劳勃‧泰勒（Robert Taylor）主演。Waterloo Bridge其实是一个非常实在的地名，就是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滑铁卢桥”——为纪念1815年英国及盟军在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而命名。
如果按照字面翻译，《滑铁卢桥》就结束了，中文世界却给它取名《魂断蓝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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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断”两字，一下点出了电影的悲剧结局；“蓝桥”则让这座原本位于伦敦的Waterloo Bridge，忽然带上了一层中国古典爱情故事的色彩。
中国古代本来就有“蓝桥”典故。唐人裴铏《传奇‧裴航》讲裴航途中遇见美丽女子云英，后来历经波折，终于结为夫妻。故事中便有“蓝桥”这个地名。此后“蓝桥”逐渐进入诗词和戏曲，与男女姻缘联系起来。
就这样，一段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西方爱情悲剧，悄悄换上了一个中国人熟悉的古典意象。
桥还是伦敦那座桥，到了中文里，已经有了几分传奇的味道。
《乱世佳人》
同一时代还有另一个家喻户晓的译名——《乱世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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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的Gone with the Wind，今天已经是好莱坞影史上的经典。英文片名Gone with the Wind，直译是“随风而逝”“随风而去”。它出自玛格丽特‧米契尔（Margaret Mitchell）的同名小说，中文小说通常译作《飘》。
一个字，干净，也很传神。
电影却有了另一个中文名字：《乱世佳人》。“乱世”交代的是美国南北战争以及南方社会巨变的大背景；“佳人”则把视线落到费雯‧丽饰演的郝思嘉身上。
四个字，既有人，又有时代。
更有意思的是，《乱世佳人》完全是一个中国式的名称。中国古典文学里本来就习惯用“佳人”称美女，“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流传了两千年。“乱世”与“佳人”放在一起，又天然带着一种传奇小说的气息。
一部讲美国南北战争的好莱坞电影，就这样有了一个很中国的名字。
《飞燕惊鸿》
1933年的好莱坞电影Dancing Lady，如果按照今天常见的翻译方法，叫《舞女》或者《跳舞女郎》也就过去了。
当年的译者却给它取名《飞燕惊鸿》。
“飞燕”两字，中国读者首先想到的自然是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传说她体态轻盈，尤其善舞，“飞燕”后来几乎成了轻盈舞姿的一个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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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鸿”则更有来历。曹植《洛神赋》写洛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翩然若受惊而飞起的鸿雁，婉转又如游动的龙。
一个“飞燕”，一个“惊鸿”，恰好都能让中国人想到女子轻盈的舞姿。Dancing Lady两个再普通不过的英文单词，到了中文里竟然牵出了赵飞燕和洛神。
《绿窗春困》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
1936年的Girls’ Dormitory，字面意思就是“女生宿舍”。（点击观看电影海报）今天如果院线上真的出现一部叫《女生宿舍》的电影，大概没有人会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当年的中文译名却是：《绿窗春困》。只看这四个字，几乎会以为是哪一折昆曲。
“绿窗”是古诗词里很常见的字眼。韦庄《菩萨蛮·红楼别夜堪惆怅》中有一句：“劝我早归家，绿窗人似花。”窗里有人，人如花；“绿窗”久而久之也常被用来写女子居处。
“春困”本来可以指春日慵懒，但放到男女情爱的语境里，又自然带上一点少女情思。《Girls’ Dormitory》讲的恰好是一段发生在女子学校里的感情故事。于是，冷冰冰的“宿舍”没有了，换成一扇绿窗；“女生”也不必明说，只留下一个“春困”。
这种翻译放到今天，恐怕会被人批评“完全没有照原文翻”。但电影片名本来还有另一个任务：让人看到名字，就想买票进去。
白雪公主怎么成了《新八仙》？
如果说《飞燕惊鸿》《绿窗春困》还属于文人一路，当年的译者碰到另一类电影，立刻又能换一副笔墨。
1937年迪士尼的《Snow White and the Seven Dwarfs》，今天译作《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
早年的一个中文译名却是：《新八仙》。算一算，白雪公主一个，七个小矮人，还正好八个。中国老百姓不知道Dwarfs是什么，不要紧，八仙谁不知道？
这个译名几乎完全放弃了字面翻译，却一下把八个人物的群像送进中国观众熟悉的民间文化里。“新”字又说得很清楚：不是铁拐李、汉钟离那一班老八仙，而是一群洋八仙。
同一套路的还有《Public Enemy’s Wife》。直译是《公敌的妻子》。听起来像报纸上的社会新闻。老译名却叫《压寨夫人》。（点击观看电影海报）
中国人一看就明白了：男人是个江湖匪类，女人是他的妻子。“压寨夫人”四个字一出，《水浒传》、绿林好汉、山寨大王那一整套民间想像全跟着来了。
《念奴娇》《满庭芳》，连词牌都拿来用了
最有文人气的一批老译名，还直接搬来了词牌。
The Only Girl，直译不过是《唯一的女孩》，中文译名却叫《念奴娇》。
Three Smart Girls，三个聪明姑娘，则成了《满庭芳》。
“念奴娇”本是词牌名。相传“念奴”是唐玄宗天宝年间善歌的歌女，后来成为词牌；苏轼一句“大江东去”，更让《念奴娇》成为中国人最熟悉的词牌之一。
“满庭芳”同样是词牌。秦观那首“山抹微云，天连衰草”，便调寄《满庭芳》。
把The Only Girl变成《念奴娇》，把Three Smart Girls变成《满庭芳》，严格说来，字面意思已经相去很远。但当年的观众看到这几个字，首先得到的不是英文词义，而是一种气氛。
还有Theodora Goes Wild。
直译大约是《西奥多拉放纵了》或者《疯狂的西奥多拉》。当年的译名却叫《红杏枝头》（点击观看电影海报）。
中国人看到这四个字，很容易想到宋祁《玉楼春·春景》：
“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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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讲的是一位表面循规蹈矩的小镇女子，暗地里却写了一本引起轰动的性感畅销小说。“红杏枝头”既漂亮，又暗藏一点春情，比把Theodora这个陌生洋名字摆在戏院门口，要会做生意得多。
雅得下去 也俗得起来
最好玩的还不是这些译名有多美，而是当年的译者并不一味求雅。
碰到适合诗词的电影，他可以用《飞燕惊鸿》《绿窗春困》《翠堤春晓》。碰到江湖故事，马上就是《压寨夫人》《绿林红粉》。
碰到法庭闹剧，Disorder in the Court干脆叫《大闹公堂》。Early to Bed，本来只是“早早上床”，中文变成《夜游神》。
Mister Cinderella本来是“灰姑娘先生”，最后叫《活财神》。
The White Angel是《白衣观音》。
A Lady’s Profession又成了《女诸葛》。
诗词、戏曲、神仙、绿林、章回小说、民间俗语，什么都可以拿来。
这些译名今天当然不能一概照搬。有些对原片内容有所改动，有些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想像，还有些如果按照今天的翻译标准衡量，甚至称不上“忠实”。
可是它们留下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翻译方法。
译者拿到一个英文片名，想的不只是“这几个英文单词中文是什么”，还会想：如果这个故事原本就是讲给中国人听的，我们会怎样叫它？
于是Dancing Lady遇到了赵飞燕和《洛神赋》，Girls’ Dormitory推开了一扇“绿窗”，Snow White带着七个小矮人碰上了八仙，The Great Waltz走到多瑙河边，最后留下四个字：
《翠堤春晓》。
责任编辑：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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