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山
传统戏曲的台面是很省的。一桌二椅往空台上一摆，别无长物，既没有深宅大院，也没有砖墙铁狱。可只要几个穿青色公服的龙套鱼贯上场，把手里的木器往台前一戳，台下就明白了：这是衙门，要升堂了。
戏班子把台上这些东西——除了行头盔头，大大小小的器物、兵器、刑具、旗帜、车马——通通叫作“砌末”，说白了就是道具。不过戏曲的砌末不是随手摆的摆设，一件有一件的规矩，一件有一件的意思。尤其是公堂戏，审案、问罪、官员出巡，台上每一样砌末都连着一套旧时的官场规矩，也连着老百姓心里对青天和公道的那点念想。下面就挑几样最要紧的，一件件说。
一、水火棍的妙用
公堂上最抢眼的，是水火棍。包公升堂也好，解差押着犯人上路也好，衙役手里拄的，总是那么一根棍子——半截黑，半截红。别小看它。 在旧时衙门里，这根棍子既是差役随身的家伙，也是打板子的刑具；涂成一黑一红，取的是“水火无情”的意思：红的是火，黑的是水，合起来就一句话——国法当前，如水如火，不讲情面。
到了台上，这根棍子一物多用。 官员一拍案要升堂，两旁衙役便把水火棍往地上一顿，“咚、咚、咚”三声闷响，齐声拖着长腔喊一句“威——武——”，公堂的森严，一下子就压下来了。 等官员吐出一个“打”字，衙役再翻过棍子，用那粗的一头往堂下人身上招呼。
若是走押解路途的戏，它又成了解差翻山越岭的拄杖。同一根水火棍，落在不同人手里，能演出两样人心：《野猪林》里，董超、薛霸手中的水火棍，是折磨林冲的凶器；《女起解》里，老解差崇公道拿的还是这么一根棍子，却成了他搀着苏三、替她讨水的拄杖。一凶一善，全看拿棍的是谁。
二、令签是干啥用的？
公案正中，插着一筒木片，那是签筒和令签。签是分颜色的。红头签又叫“死签”，管的是重刑、下狱、发配，乃至当堂开斩；官员把红签往下一掷，后台大锣跟着轰一声，一条人命的死活就这么定了。绿头、黑头的签轻些，多半是提人、传证，或是责打几下的小惩。
《铡美案》里有一场好戏：包拯铁了心要铡陈世美，太后和公主偏偏赶来拦。包拯在堂上按不住火，索性把签筒里的红签一把全抓出来，狠狠摔在地上。 这一摔，行话叫“抛签”，摆明了王法已定，谁来也改不了。
三、惊堂木与官印
官员坐定，案上还有两样要紧物件，一是惊堂木，一是官印。惊堂木也叫醒木、拍案木，是一块檀木、酸枝或枣木做的方木头，又沉又硬。它在戏里不只是官员镇堂的家伙，还管着一台戏的节拍。 堂下一吵嚷，被告一狡辩，官员抄起惊堂木往案上一拍，“啪”的一声脆响——这一声得和后台的板鼓、大锣咬得严丝合缝：木声一落，满台锣鼓应声而止，全场一下子静下来，官员才慢条斯理地开口。就这么一记，把他胸口的火气、周身的官威，连同堂上那股一触即发的劲儿，全化成了你耳朵里的一声响。
案角上，常搁一个红布裹着的方木匣，里头是官印。如今人看印章，不过是个盖章的物件；搁在古时，那可是朝廷给官身的唯一凭证，所谓“印在官在，印失官亡”。也正因如此，官印在不少戏里是能搅动全局的：《九莲灯》《小贾化》一路的戏，贪官就常拿“丢了官印”做文章，罗织罪名，血口喷人；《审头刺汤》里，官印的真假、几番易手，更是牵动着好几位主角的生死。所以你留意看，台上那印匣虽只是个小木盒，演员一搬一动、一拜一抚，手上总格外郑重——在古人心里，这方寸之间，压的是整个朝廷的体面和王法。
说到底，这些砌末——一根黑红的棍子，一筒红头的签，一块拍得震天响的木头，一方裹在红布里的印——原都是些顶寻常的木头布片。可一摆上台，它们就不只是道具了。
真实的公堂是什么样，寻常百姓未必都见过，却都掂得出它的分量：那是一辈子最好别沾、一沾往往就身不由己的地方。衙门深似海，王法重如山，升斗小民立在那森严的堂前，能讨回几分公道，是谁也说不准的事。可戏台上的公堂不一样——惊堂木一拍，再会巧言的恶人也得闭嘴；红签一掷，该偿命的到底偿了命；包公的铡刀底下，太后公主也拦不住，陈世美也逃不脱。台下看戏的人，把现实里讨不回的那口气、盼不来的那位青天，都寄托在这一桌二椅、几件砌末搭起来的公堂上。
所以这几样不起眼的木器布景，其实分量并不轻。它们撑起的，不单是一座台上的衙门，更是老百姓世世代代不肯撒手的一个念想——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理昭昭，总该有那么一个地方，肯替含冤的人把话说清楚。
（上文：【梨园传奇】林冲一怒上梁山）
（下文：《一捧雪》：一只白玉杯引出的千古奇冤）
责任编辑：林芳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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