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山
洪武三十年，南京礼部会试放榜。一共录取五十二人。第一名宋琮，南方人。第二名、第三名往下看，还是南方人。一直看到最后一名，竟然没有一个北方士子。
这一下，北方考生炸了锅。
有人直接告到朝廷，说主考官刘三吾本来就是南方人，这次一定是“私其乡”，故意偏袒南方考生。
朱元璋看到榜单，也起了疑心。
一场原本已经考完的会试，就这样变成了洪武年间的一桩科场大案。
几个月后，第一张榜被整张推翻，主考官被流放，副主考官、复查官，连已经高中状元的人都被处死。
朱元璋重新阅卷，再取六十一人。结果这一次，又是一边倒——但换了过来：第一榜，全是南方人；第二榜，全是北方人。
后来的人把这桩案子叫做“南北榜案”，又叫“春夏榜案”。
52个人，北方一个都没有
洪武三十年是1397年。那一科会试，主考官是刘三吾，副主考官白信蹈。
刘三吾当时已经是朝中老臣，湖南茶陵人，博学能文。朱元璋早年制定礼制、修书、整理科举制度，都曾让他参与。《明史》甚至记载，朱元璋曾把他与另外两位老臣汪叡（汪睿）和朱善并称“三老”。
照理说，这样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臣主持会试，不算什么奇怪的安排。奇怪的，是放榜结果：刘三吾、白信蹈等人一共取中宋琮等五十二名贡士，竟“皆南士”。
北方无一人上榜。
接下来三月殿试，福建人陈䢿又被取为第一，也就是状元。
北方士子哪里受得了。他们已经不是“考得差一点”，而是整个北方一个读书人都没考上。实在是奇耻大辱。
很快便有人上告，认为考官都是南方人，故意把名额留给自己人。
状子一路直达天听，明太祖朱元璋没有把这当成普通牢骚。他下令重查。
朱元璋派人覆阅，结果还是没翻案
朱元璋找来侍读张信等十二人重新阅卷，连新科状元陈䢿也被拉进复查。皇帝的意思很明白：你们再看看，北方卷子里难道真的一个能取的都没有？
结果张信等人看了一轮，回来禀告圣上，仍然没有翻出足以改变榜单的北方卷子。
这下事情更是闹大了。《明史》记载：“或言信等故以陋卷呈，三吾等实属之。”民间又有人说，张信等人是故意把北方最差的卷子挑出来送给皇帝看，好证明第一批考官没有错。
朱元璋听完，龙颜大怒。
到这一步，案子已经不再只是“南方考生是不是比较强”了。在皇帝眼里，这开始像是一群考官联手欺骗朝廷。
状元也没能逃过
副主考官白信蹈、覆阅官张信，以及状元陈䢿等人均被处死。刘三吾因为年纪太大，免死，发配边地。原先取中的宋琮等人，也受到牵连。
前一刻还是状元，下一刻成了死囚。陈䢿恐怕是中国科举史上命运最急转直下的状元之一。
正史《明史》留下的纪录很简短：“帝犹怒不已，悉诛信蹈及信、䢿等，戍三吾于边。”短短十几个字，第一张榜上的命运已经全变了。
但事情还没完。榜单既然推翻，总要重新取人，朱元璋干脆自己来。
皇帝亲自阅卷，第二榜又走向另一个极端
朱元璋重新阅卷。最后取中任伯安等六十一人。六月，再次举行殿试。这一次，韩克忠被取为第一。
《明史》接着写了一句：“皆北士也。”第一张榜，五十二人全南方。第二张榜，六十一人全北方。前后只隔几个月。
所以后人才会叫它“南榜”“北榜”。春天一张榜，夏天又是一张榜。同一年，同一次科举，竟然出现两套完全相反的录取结果。
南方人真的强到可以包办全部名额吗？
这也是南北榜案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完全按照后来官方定罪的逻辑，那就是刘三吾等人徇私。可很多后世研究者并不这么看。
明初南北文化教育的差距，本来就很大。宋元以来，江南经济发达，书院、私塾、藏书和科举传统都比北方更完整。元末明初长期战乱，又对北方破坏更重。同样考经义、文章，南方考生整体优，并不奇怪。后来明朝历科进士和状元的籍贯分布，也一直显示江南优势非常明显。
刘三吾本人也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是湖南人，可洪武三十年那张“南榜”里，湖南人并没有因此大量上榜。如果真是单纯为自己乡里徇私，结果并不十分吻合。
所以很多后来研究倾向认为：舞弊未必是这桩案子的核心。皇帝担心的，是另一件事。
北方一个进士都没有，朱元璋接受不了
明朝建国不到三十年，北方曾长期处在元朝统治之下。对朱元璋来说，科举不只是选几个会写文章的人，也是把各地士人纳入新王朝的一种办法。
如果最高级别的考试一放榜，北方一个人都没有。北方士人会怎么想？是不是朝廷只信南人？是不是北方人永远进不了中枢？
这些问题，对一个刚刚建立不久的王朝，比某一篇文章高几分低几分重要得多。
中国社会科学网引用《明英宗实录》追述此事时，仍说朱元璋是“怒所取之偏”，之后另选韩克忠等六十一人。后来学界谈到这桩案子，也常把它放在南北政治整合与人才区域平衡的背景下理解。
但若因此说朱元璋从一开始就布好了“南北榜”这盘棋，也没有足够史料支持。更像是榜单出来之后，皇帝发现结果无法接受，于是直接用皇权把它扳向另一边。
只是这一扳，代价太大。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南北榜案之后，明朝并没有立刻实行南北分卷。《明史》记载：“然讫永乐间，未尝分地而取。”也就是说，直到永乐年间，会试仍没有正式按地区划分名额。
真正开始制度化处理这个难题，是朱元璋死后二十多年。洪熙元年，明仁宗命杨士奇等人商议取士比例，先定南北名额。后来到宣德、正统年间，又逐步形成南、北、中三卷。
如果按一百人计算：南卷取五十五人，北卷取三十五人，中卷取十人——按南北中不同地域的不同比例来取士。
南卷包括应天、苏州、松江、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等地；北卷包括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以及部分江淮地区被列入中卷。
这套制度很有意思。它等于公开承认一件事：全国考生用同一张卷子、同一套标准排名，看起来最公平，结果却可能让教育发达地区长期包办名额。可如果按地区保留名额，又等于承认录取并不完全只看文章质量高低。
明朝最后选择了后一种办法。
一张榜，逼出了一套制度
洪武三十年春天，刘三吾等人放榜时，大概没想到这五十二个名字会惹出这么大的祸。这场案子没有留下“谁偷偷拿钱买题”那样明白的证据，也没有哪封密信可以把真相一把揭开。
它留下的是一个更麻烦的问题：当不同地区的教育水平差距很大时，科举到底应该只看分数，还是兼顾地域？
后来的明朝，只能重新设计规则：南卷五十五，北卷三十五，中卷十。
洪武三十年那张惹出人命的榜单，最后变成了明代科举制度里一条长期存在的分界线。
参考资料：
本文主要参考《明史‧选举志》《明史‧刘三吾传》、相关地方文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网：〈《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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