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山
孔庙里供奉的只有孔子吗?当然不是。走进传统孔庙的大成殿,孔子居中,两旁有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配”,再有闵子骞、子贡、子路、朱熹等“十二哲”;走出大成殿,东西两庑还供奉着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颢、程颐、司马光、范仲淹、陆九渊、王阳明、诸葛亮、文天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历代人物。

这些人并不是地方上自行请进去的。唐代以后,孔庙从祀逐渐成为国家祀典,谁能进,谁被升格,谁又被撤出,都要经过朝廷议定。从唐宋到明清,名单不断增删变动,到了清末民初,形成了一套庞大的孔庙从祀体系。
一个人死后究竟要有多大的学问、德行和事功,才能在孔子身旁得到一席之地?
孔子身边最近的四个人
孔庙中地位最高的,当然是孔子。
其次不是一般所说的“从祀”,而是“配享”。最终形成的“四配”是:复圣颜回、宗圣曾参、述圣孔伋、亚圣孟轲。
四人的神位就在大成殿孔子神位之前,分列左右。这四个人的排列,本身就是一幅儒家道统传承图。

颜回是孔子最钟爱的弟子。《论语》中孔子说他“不迁怒,不贰过”,又曾感叹:“贤哉,回也!”颜回三十二岁早逝,孔子哭道:“噫!天丧予!天丧予!”
曾参则是孔门弟子中的重要人物。《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便出自曾子。
再往下,是孔子的孙子子思。传统上,《中庸》与子思学派关系密切。
孟子则被后世尊为“亚圣”。
于是,孔子以下,颜回、曾参、子思、孟子,一条传承线逐渐被后世确立。孔庙里四个人的位置,实际上把这套道统观念化成了看得见的礼制空间。
十二哲中,怎么混进了一个宋朝人?
四配之外,大成殿里还有“十二哲”。
其中十一位都是孔子的弟子:闵损、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赐、冉求、仲由、言偃、卜商、颛孙师、有若。

只有一个人很特殊:朱熹。一个宋朝人,怎么进了几乎全由孔门弟子组成的最高从祀序列?
朱熹死后也没有立即得到这个地位。但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后来成为元明清科举与儒学教育极重要的经典注本,由是朱子学的地位不断上升。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升入大成殿,成为“十一哲”之一。到了乾隆三年(1738),又把孔门弟子有若升入殿中,于是形成后世熟悉的“十二哲”。
儒家的道统需要有人一代一代承续。朱熹虽然生于孔子一千多年以后,却因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和传承,被抬到了与孔门高弟同在大成殿的位置。
韩愈死了两百多年 终于进孔庙
唐代的韩愈,生前就非常在意儒家道统。他在《原道》中列出一条著名的传承:“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

孟子之后呢?韩愈紧接着写道:“轲之死,不得其传焉。”意思是孟子死后,这条道统没有得到真正的承传。
韩愈正是在佛、道盛行的唐代,高举儒家道统。他甚至因为反对迎佛骨,写下《谏迎佛骨表》,差点丢了性命,被贬到潮州。
可是韩愈自己并没有在唐代进入孔庙。直到北宋元丰七年(1084),距韩愈去世已经两百多年,他才正式从祀孔庙。
范仲淹等到清朝才进去
再看范仲淹。范仲淹死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世几乎无人不知。
照一般人的想法,这样的人进孔庙应该毫无问题。实际上,他等了六百多年。

范仲淹从祀孔庙的提议,前后多次提出,并不是一次便获准。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才正式从祀。相关研究指出,此前孔庙从祀尤其看重传经、明道以及儒家学术传承;范仲淹的突出之处,则不在儒学著述,而在政治实践、教育、人格与事功,因此他的从祀成为清代孔庙祀典变化的一个重要节点。
诸葛亮竟然也在孔庙
其中最让现代人意外的,大概是诸葛亮。
诸葛亮不是经学家,也没有留下朱熹那样庞大的儒学著作。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首先是蜀汉丞相、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雍正二年(1724),朝廷大规模整理孔庙祀典,新增二十人从祀,其中赫然就有:“汉诸葛亮”。

同一批进入孔庙的,还有魏了翁、黄干、陈淳、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以及明代罗钦顺、蔡清等人。
诸葛亮为什么能进?如果从传统儒家对他的评价来看,关键还不在于“神机妙算”。刘备白帝城托孤之后,诸葛亮辅佐后主,掌握蜀汉大权,却始终以臣子自居;〈后出师表〉里那句:“鞠躬尽力,死而后已。”后来几乎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忠勤事君的一种人格写照。
孔庙开始接纳诸葛亮这样的人物,也让“从祀”的内涵从经学传承进一步延伸到立身、行道与事功。
王阳明死后五十五年进孔庙
嘉靖七年十一月,王阳明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港舟中。临终前,弟子周积问他还有什么遗言。王阳明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他死后,心学影响迅速扩大,直到万历十二年(1584),也就是王阳明去世五十五年后,朝廷正式决定以本朝王守仁、陈献章、胡居仁从祀, 三人同时进入孔庙。
王阳明于是成为孔庙中的“先儒”。

孔庙里的王阳明,不只是一个坐而论道的哲学家。他曾经亲自带兵进山,平南赣,破宁王之乱;在地方上又兴学校、行教化、推行乡约。“知行合一”四个字,在他自己身上确实不是书斋里的四个字。
文天祥也进来了
到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孔庙里又多了一个很多人熟悉的名字:文天祥。

文天祥是不是一位建立庞大哲学体系的大儒?不是。可是他留下了一篇《正气歌》。“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
他也留下了《过零丁洋》中那两句传诵至今的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南宋末年,文天祥被俘,元朝多次劝降。忽必烈亲自召见,仍不能改其志。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文天祥在大都就义。
五百多年后,他进了孔庙,于1843年从祀。
再往后,李纲、韩琦、陆秀夫等人也陆续进入孔庙。这时的两庑,已经不只是一部儒家学术史,它也逐渐成为一部传统士大夫人格史。
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争了三十多年
到了晚清,又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孔庙从祀之争。
这一次涉及三个重量级人物: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今天谈明清之际的思想史,三人的名字几乎绕不过去。然而他们能不能进孔庙,晚清朝廷争论了三十多年。
光绪二年(1876),郭嵩焘首先提出让王夫之从祀,没有通过。光绪十年(1884),陈宝琛又请将顾炎武、黄宗羲从祀,也遭议驳。此后又有人提议王夫之从祀,仍然没有成功。
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御史赵启霖再次奏请三人从祀。第二年,朝廷终于批准: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一同入祀孔庙。
从郭嵩焘第一次提出王夫之,到最后三人一起进去,前后三十余年。而此时,距离清朝灭亡,已经只有四年了。
参考资料:
本文主要参考中国孔子网“孔庙概述”所录历代孔庙从祀制度及人物名单、彭林〈释奠说略〉、清代孔庙祀典资料,以及有关范仲淹和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从祀问题的研究。
(点阅【礼仪之邦】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安提宇、王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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