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山
1933年2月5日深夜，一列火车静静驶离北平。
车上装的，是故宫的家底——历代帝王收藏的书画、铜器、瓷器、典籍，正一箱一箱地离开紫禁城。押运的人里，有个叫那志良的年轻人。多年后，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中回忆那一夜，说车行路上极为寂静，除了车轮声外，“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唱歌”。
没有人知道，这一走，要走多久，走多远，又能不能回来。
第四次南渡
1933年初，日本侵略军逼近华北，故宫博物院开始将文物装箱南运。此后，这些装满国宝的一只只木箱从北平到上海、南京，又分路转入西南腹地，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西迁文物才陆续重聚南京。
十三年后，1946年，西南联大准备北返，哲学家冯友兰受托为联大撰写纪念碑文。落笔之处，他想到的不是胜利本身，而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离散：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
晋人南渡，是“风景不殊”的深悲；宋人南渡，是“还我河山”终究落空的虚愿。写到自己亲历的这一次，他笔锋忽然一振：
“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
庾信写《哀江南赋》，满纸是国破家亡的悲痛；杜甫听闻官军收复失地，喜极而泣。冯友兰借这两位相隔数百年的诗人，写出了自己这一代流亡者，终于等到了一个不必哀伤、只需喜悦的结局：在这场跨越上万里的文物南迁中，1.9万余箱文物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行经十余省，竟无一遗失，堪称世界文物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文明保护奇迹。
而这场历史性的文物大迁徙，要从故宫成为博物院的前夕说起。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
1924年11月，溥仪离开紫禁城。随后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手清点宫中公产与私产。委员中有易培基、陈垣、沈兼士等学者，也有清室方面的代表。事情看似只是清点财物，实际上每打开一座宫门，都牵涉一个问题：紫禁城里数百年积存下来的东西，究竟属于皇室，还是应当成为国家收藏？
12月23日，善后委员会第一次派员到乾清宫点查。人已到了，工作却没有开始。依照规定，点查须有军警到场监视，那天军警未齐，谁也不能擅自开门。这个有些僵硬的开场，却定下了此后的规矩：开门、查验、登记、编号、封存，每一步都得有人监督，每一件都要能在清册里找到。
宫中的东西多得惊人。殿内有宋元书画、商周铜器、历代瓷器，也有帝后穿过的衣服、用过的文具、宫女太监的日常物品。点查人员不能只挑名贵的看，桌椅、脚凳、灯架、帐钩，同样要逐件登记。帝王生活留下的每一件东西，从此有了编号，也有了可以追查的来历。
1925年9月29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决定正式组织故宫博物院。不到两个星期，10月10日下午2时，开幕典礼在乾清门举行。庄蕴宽宣布开会，李煜瀛报告筹备经过，黄郛、王正廷、于右任等人先后致辞。北京城里人潮涌动，许多人第一次走进这座宫城，看看皇帝从前住过的地方，也看看那些只在传闻中听说过的宝物。
紫禁城仍有红墙、黄瓦和层层宫门，身份却已经改变。它不再是一家一姓的禁地，而是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院。
走进故宫的年轻人
故宫开院前后，一批学者和年轻人留了下来。
易培基参与筹建故宫，先任理事兼古物馆馆长，1929年出任院长。他延请专家，设立古物、图书、文献三馆，整理藏品，开辟陈列室，创办《故宫周刊》，也推动修建库房。金石学家马衡担任古物馆副馆长，精于铜器、碑刻和古文字。古物馆那些年轻人遇到拿不准的器物，常要送到他面前请教。
庄尚严（1899—1980，字慕陵，本文使用他最流行的简称庄严）也是北大出身，后来参与故宫文物南迁，成为南路80箱精品文物的押运负责人之一。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先在北大国学门研究所工作，1924年加入清室善后委员会。他跟着马衡学过金石，进宫后从点查文物做起。后来他曾用一句话概括自己的际遇：“宣统出宫我入宫。”
单士元当时还是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跟随沈兼士参加清宫物品点查，后来留在文献部整理清代档案。据〈单士元：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民族文化〉一文记载，单士元初进故宫时，沈兼士曾提醒他：“故宫处处有历史，件件是文物。”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单士元此后在故宫工作七十余年，从清宫档案一直研究到宫殿建筑。
那志良进宫时只有十七岁。据他晚年回忆，1925年新年，他到老师陈垣家拜年，正遇上善后委员会需要人手。那志良这头还在考虑，老师那头已安排人过几天带他去上班。一次登门拜年，就这样把他带进了故宫。
他起初不懂古物，第一次点查回来，还觉得宫里的瓷器和寻常人家的饭碗、茶盘差不太多。那时没有人知道，这个连瓷器都认不全的年轻人，日后还要押着成千上万只木箱，从北平一直走到四川，最后渡海到台湾，会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著名玉器专家，人称“玉痴”。
从东北传来的隆隆炮声
故宫开院后的几年并不安稳。经费不足、政局变动、机构屡次改组，都曾让博物院陷入困境。但陈列、整理、出版和库房建设仍在继续，宫中散乱多年的文物，逐渐有了清册、位置和保管制度。
1931年9月18日，日军进攻沈阳，随后侵占东北。消息传到北平，故宫人开始考虑一个从前不愿面对的问题：如果战事进入华北，这些文物放在哪里才安全？
1932年初，上海爆发一二八事变。商务印书馆总厂和东方图书馆毁于日军炮火。当时的东方图书馆藏书已超过46万册，包括大批古籍、地方志和中外报刊，除了事先转存银行保险库的547种宋元珍本躲过一劫，其余大量藏书均付之一炬。
消息传到北平，文物保护者们心头一震，收藏再丰富、馆舍再坚固，遇到轰炸和大火，也可能在几个小时内消失。一二八事变后，故宫各馆开始撤下宫殿里陈列的重要文物，集中包扎、编号、造册，陆续装箱，送入延禧宫一带新建的防火库房。
最初的打算仍是就近避险。有人主张把精品藏进东交民巷或六国饭店的地下室，有人考虑天津、上海租界，古物陈列所还研究过在院内挖地窖。每一个方案都有难处：藏在北平，挡不住战火；运往外地，路上同样有风险，还可能引起社会恐慌。
1932年秋，故宫开始为南迁作实际准备。书画、瓷器、铜器、玉器、图书和档案被分批挑出，装进一只只木箱。库房里的清册越写越长，宫殿中的陈列却一天天减少。
山海关失守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这座关城是北平东面的屏障，关外炮声一起，华北局势骤然紧张。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重要文物迁离北平。
消息传出，反对声很快涌来。有人认为国难当头，政府首先想到的却是古董；也有人担心文物一走，等于向全城宣告北平将被放弃。支持南迁的人则拿出东方图书馆的灰烬作为回答：城市失去，尚可收复；古籍、书画和青铜器一旦烧毁，再也没有第二件。
争论尚未平息，故宫里的装箱工作仍在继续。木箱逐一钉紧，箱号与清册反复核对。1933年2月初，第一批起运命令终于下达。八年前站在乾清门前迎接游人的那些故宫人，开始准备把国宝送出午门。
1933年2月的那个冬夜，这一切都还没有发生。太和门内，第一批木箱已经排好。宫门之外，板车、军警和两列货车正在等待。（未完待续）
参考资料：
故宫博物院院史编年、故宫文物南迁史料馆、故宫研究馆员徐婉玲所作南迁史讲座资料、商务印书馆馆史资料，以及那志良《故宫五十年》、庄灵、陈夏生《故宫文物南迁时代忆往——从〈华严洞图卷〉和〈庄严日记〉谈起》等。
（点阅【国宝南迁记】系列文章。）
责任编辑：李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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