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周慧心、昱凡
图 ｜黄立心提供
13岁的郑敬安，幼稚园和小学几乎都是“在家上学”，今年通过直接收生计划（DSA）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NUS High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他的PSLE成绩也达到6分的好成绩，超过预期。进入中学半年后，面对一群同样擅长数学和科学的同学，他不仅很快适应，而且学习表现也获得老师的肯定。
“在家上学（home schooling）”通常会让人误解孩子不善交际。面对初次见面的记者，敬安非常善谈，“大概三月的时候就已经交到朋友了。”敬安说，因为同学和他有相似的兴趣，“也是喜欢数学、科学的，所以就可以很快交到朋友，然后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聊。”
而更令妈妈惊喜的是，在进入这所汇聚了许多数理优秀学生的学校后，敬安不仅跟上了学习进度，第一个学期的考试成绩也表现不错。家长会时，老师给他的评价是“很负责任”。黄立心观察了儿子一个学期的情况后，才放下心来：“他还可以应付得来。”
与敬安和妈妈黄立心交谈后记者发现，这不是一个 “在家上学也能考进名校”的励志故事，而是如何因材施教，让孩子成为自信、自立、负责任的人。
黄立心告诉记者，她教育孩子不是放任，更不是虎妈，她给孩子自由，却同时设置边界；尊重孩子的选择，也要求他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她不强迫孩子成为自己心目中的人，而是不断观察：发现他的长处和短处，及时鼓励和修正。
「在家上学」是两个人的决定
黄立心最初选择在家教育孩子，原因很简单。
敬安小时候，一家人住在盛港。当时附近幼稚园名额紧张，一些较远的幼稚园交通又不方便。当黄立心了解到N1的孩子会从ABC等基础内容学习时，一个念头开始出现：“他已经会了，还需要去学校吗？”
黄立心告诉记者，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喜欢给他读故事书，没有特意教他拼音，可是他自己就会认字、读书。所以她萌生了在家上学的想法。
黄立心原本从事活动策划工作，工作时间不固定，周末也常常需要加班。孩子出生后，她决定离开职场陪伴孩子。谁也没有想到，这一陪，就是十多年。
敬安曾短暂进入教育部的幼稚园上K1。黄立心说，她当时让孩子去，并不是为了让他学知识，而是希望观察他能否适应集体生活、与别人互动、尊敬老师。结果老师给出的反馈很好。
K1结束后，黄立心没有替儿子做决定，而是问他：“你还要不要继续去K2？”敬安选择：“我不要，我要家学。”母子于是正式开始了“在家上学”。
黄立心跟儿子说，既然是共同作出的决定，那么他必须明白，选择本身意味着责任。
每天学习只有两三个小时
敬安的小学生活，与普通学生很不一样。
在家时，真正用于课业的时间通常只有两三个小时，最多四小时。剩余时间，他会学习合气道、钢琴，与朋友出去活动。
黄立心还加入了“在家上学”家庭组成的小群体。每周四，几个不同年龄的孩子会聚在一起学习一个科学主题、做实验。两个小时后，孩子们自己去游乐场玩，家长则在一旁聊天。
这个群体通常只有五六个孩子，而且并非同龄。有的比敬安小一岁，有的小两岁。
除此之外，还有各种临时组织的活动。“有时候会排满，有时候不会。” 黄立心说，没有外出活动的日子，就在家完成学习。
他自己选中了NUS High School
四年级时，“在家上学”的学生需要参加教育部安排的考试，敬安问妈妈：“为什么要去考试？”
黄立心就借机第一次认真向儿子解释新加坡整个教育体系：小学之后可以继续选择“在家上学”，也可以进入中学；再往后还有理工学院、初级学院、大学等不同道路。
听完之后，当时年纪尚小的敬安感叹：“我才到这里而已，我还要读这么多年书。”
妈妈随后带他参观不同学校的开放日。看了几所学校之后，从小对数学和科学感兴趣的敬安，看中了NUS High School。
黄立心没有因为华中、莱佛士书院等学校同样优秀，就要求儿子尝试所有可能。“我们得找适合他的学校。”她说，“因为他有这个要求，所以我就得尊重他。”
“在家上学”可以按照孩子的节奏掌握知识，但正式考试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也涉及答题方式和评分规则。既然是敬安自己选择进入中学，PSLE就成为他需要认真面对的一道关卡。
于是她在六年级让敬安进入补习中心，用几个月熟悉考试形式、答题技巧以及限时完成试卷的要求。
至于要考多少分，由敬安自己决定。敬安会自己研究PSLE的评分标准，再替自己设立目标。
采访中母子回忆，他最初给数学和华文定下AL1的目标；英文最初预估AL4，科学则预估AL3。最终结果超过了自己的预期：华文和数学AL1、英文和科学AL2。
黄立心介绍说，儿子只要自己感兴趣就会想办法达到目标。“敬安小时候经常去图书馆。我会借来各种类型的书，却不会要求‘这一本你必须读’。有时我只是把书放在桌上。”
黄立心说，“你跟他一起读的，他未必喜欢；可是你随便放在桌子上，他自己有兴趣拿来读，就会读很久。”
黄立心慢慢发现，与其决定孩子“应该喜欢什么”，不如提供足够多的选择，然后观察什么东西真正抓住了他。
「妈妈，我最近真的很累，可以放三天假吗？」
母子之间也会有冲突。三、四年级时，敬安也曾不想做功课。
没有训斥、命令，黄立心只是说出事实：作为“在家上学”的家庭，她每年需要向教育部提交孩子的学习报告。如果他完全不做功课，她就没有东西可以提交。
随后她问儿子：“如果你不要配合的话，是不是考虑回去学校？”
敬安想了一想，然后告诉妈妈：“好，妈妈，我会跟你配合。”
有时候，他也会坦白说自己最近真的很累，希望放三天假。黄立心说可以，但前提是说好的三天结束之后，他回来继续。
“我们之间有矛盾是可以谈的，可以大家讨论的。”黄立心说。她发现儿子从小说话算话，因此自己不需要一直监督和提醒。
尊重不是孩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允许他说“不”，允许他解释为什么；与此同时，也要求他明白选择带来的责任。
一只没有洗的碗 也是责任教育
采访时，谈到父母对他的要求，敬安自己提起了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事情——洗碗。
父亲要求他吃完饭自己洗自己的碗。但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忘记，即使父亲一再提醒，他还是没有改。
黄立心就问儿子：“你要怎么让自己记得？”
敬安承认，其实有时不是忘记，而是想偷懒。加上他有湿疹，手接触水会不舒服，碗放在那里，偶尔爷爷奶奶经过就顺手替他洗掉了。
敬安说，最初自己会觉得烦，也会生气。“我就去我房间冷静下来，然后我就会静静地去做。”慢慢地，洗自己的碗变成了习惯。
黄立心表示自己想让孩子知道：答应的事情就要做到，自己的责任不能让别人代劳。
从怕水到拿到游泳金级证书：「原来我做得到」
如果说洗碗教会的是责任，那么游泳带给敬安的则是突破自己。
敬安小时候非常怕水。面对SwimSafer考试，一些项目让他格外恐惧：踩水、潜入水中取物、憋气……都是他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妈妈没有强迫他：“我们完成铜级就好，你尽你所能。”
为了考试，他训练了很久。考试当天依然非常紧张，最终所有项目都过关了。离开水后，敬安长出了一口气对妈妈说：“我终于完成了。”
黄立心至今还记得儿子当时那种“莫名的成就感”，原本认定自己做不到，最后却突然发现：原来我可以。
于是妈妈问他：“那你要不要挑战银级？”
敬安没有马上答应，而是要求给自己两天考虑。两天后，他决定继续挑战。后来因为疫情没有参加银级考试，但他没有停止学习游泳，最终他直接挑战而且通过了金级。
考完以后，他很干脆地宣布：“我完成了，我不要再游泳了。”
妈妈笑着接受了，因为在她看来，真正重要的东西已经得到——“我觉得他有克服自己的恐惧。”
不禁止iPad 而是把它变成「解谜工具」
黄立心对电子产品的处理也颇有意思，她没有简单采取“电子产品一律禁止”的方式，而是自己筛选App。
黄立心担心电子产品的推荐算法会让年幼的孩子不断被牵着鼻子走，所以她更愿意购买固定内容的App。知道儿子喜欢动脑筋的游戏，她就购买一些益智、数学、科学类的App让他玩。
渐渐地她发现：当游戏一关有三颗星时，敬安会要求自己一定拿满三颗；没有达到，就继续尝试，直到每关都达到三颗星，他才放下这个游戏。
后来面对PSLE，他似乎也把同一种思维搬进了学习。
黄立心形容，儿子看到PSLE各种规则后，会想办法弄懂它：“我要破解，要知道怎么样去得到比较高的分数。”
考试在他眼中，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另一个拼图游戏，不需要妈妈的监管，敬安很主动地为自己设立目标，因为他本身就享受完成挑战的过程。
不看其他孩子 「我只看他」
“你不会焦虑吗？”
“不会”，黄立心平静地说：“因为我没有在那个群组里面。”
“在家上学”让她天然地与学校家长圈保持了一段距离；她刻意不让Facebook等社交媒体上的教育信息左右自己。
因为一旦不断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学了什么、考了多少分，很容易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少给了他什么？”
于是，她把自己从这种比较中抽离出来，“我只看他”。她关注的是孩子本身的表现，以及不同老师给孩子的真实反馈。
黄立心举例，有些父母听到孩子考八十多分，第一反应是“还要努力”。但如果八十多分已经是这个孩子当下能够达到的最好成绩，一味比较还有多少意义？
敬安在家也做试卷，也在乎分数，甚至会跟妈妈“讨分”——看到批改结果，会认真争论：“这个我应该可以得一分。”
黄立心会和他一起检查哪里做错、哪里做对，改正，然后事情就结束了。“他在乎，可是我不在乎。”黄立心笑着说。
每个孩子特质不同 因材施教
敬安的成长经历证明“在家上学”是成功的，但是这套方法适合妹妹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妹妹与哥哥的性格截然不同。
黄立心发现，敬安从小比较成熟，答应的事情往往会做到。而妹妹则喜欢不断地测试大人的底线。
与哥哥相反，妹妹在学校反而更配合，愿意遵守规则，也确实能够从学校学到东西。老师反馈她与其他孩子互动良好；即使两个孩子争一个东西，她也不会动手。
回到家却完全是另一幅景象：会和哥哥争东西。因此，黄立心更倾向让妹妹进入学校。
她认为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渴望去学校，而父母坚持把他留在家里，她也许会遗憾“为什么我没有去学校”。所以黄立心认为，她还需要继续观察：“我要多看她，真的需要什么。”
所谓个性化教育，并不是父母替孩子设计一条完美的成功路线，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中，让孩子越来越认识自己，也越来越能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通过观察、沟通，让孩子清楚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把应该属于孩子的问题，还给孩子。”黄立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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