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友群
【大纪元2026年10月31日讯】以“从严治党”为主题的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终于落幕了。怎么“从严治党”呢？会议决议回避了导致中共腐败最根本的制度问题，开出的药方，除了以整人恐吓全党，进而为习近平在明年召开的二十一大上“四连任”扫清障碍外，全都是假话、大话、空话。
其虚伪性突出表现有四：
第一，五中全会没有回答“如何监督中共最高领导人”这个重大问题。
十年文革结束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7年多、在安徽“流放”3年零7个月的原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从他的流放地回到北京后，见到曾任中组部研究室副主任的鲍彤后发出的第一问是：“谁来监督毛泽东？”
安子文为什么会发出这一问？
因为毛泽东，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权力实在太大了，大到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程度，走到了独裁、专制、极权的顶峰；毛“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党内高官，人人自危，把中国搞到了崩溃的边缘。
对中共最高领导人的监督问题，涉及如何限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如何追究中共最高领导人决策错误的责任，如何纠正中共最高领导人的决策错误，如何依法、有序、平稳的更替中共最高领导人等，这是带根本性的制度问题。
这些带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不解决，就可能出现“毛泽东第二”，就可能重蹈毛把中国搞到崩溃边缘的覆辙。
习近平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至今，通过所谓的“反腐打虎”，不断清洗异己，且废除了中共国家主席任期制，也走到了独裁、专制、极权的顶峰。
限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其中一个具体措施，就是限制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任期。
十年文革结束后，邓小平鉴于毛泽东搞终身制的问题，在1982年修订宪法时，对国家主席的任期作出了限制。这算是对毛搞的终身制做出了一点限制。
但是，邓小平对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没有作出限制。尤其是，中共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谁掌握军权，谁就是中共真正的老大。邓不当总书记，不当国家主席，却坚持当中央军委主席。
邓当军委主席后，接连以非正常手段废掉了两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1989年邓辞去中央军委主席后，通过他安插在中央军委的代理人继续掌控军权，差点废掉了第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邓晚年虽然名义上退休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搞的仍是终身制。
邓的“终身制”导致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是邓制造了1989年六四天安门屠杀；二是邓亲手终结了中共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这成为今天习近平向文革回归，向独裁、专制、极权回归重要前因。
习在2017年中共十九大上“二连任”之后，立即着手修改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到2018年3月，习通过其掌控的全国人大，正式废除了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其终身任职做准备。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没有限制，这本身是与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习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则是与共和政体背道而驰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这三个党政军最高职务全部没有任期限制，其结果必然导向独裁、专制、极权。
而独裁、专制、极权，正是当今中共一切问题的总根源。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向绝对的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定律。
上梁不正下梁歪。
中共最高领导人要拥有绝对的权力，“定于一尊”，必然带动他以下的各级一把手也追求绝对的权力。
近年来，中共查处的许多一把手，患的一个共同的病，就是“一把手说了算”。
在现代民主政治、共和政体中，任期限制，是对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作出诸多限制中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五中全会决议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任期做出限制了吗？没有。
五中全会连这个限制最高领导人权力的最基本的要求都做不到，何谈“从严治党”？
第二，五中全会没有回答“如何追究中共军队吏治腐败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这个重大问题。
1992年，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与原人民日报社社长秦川交谈时说，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反腐机构都是党领导的，要听党的指挥，如果党的一把手本身就腐败了，该由谁来管？
习近平也讲：“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中共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选拨任用，都必须经过中共政治局讨论通过，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对于中共副省部级及以上官员的选拨任用负第一责任。
2022年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共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的腐败触目惊心，堪称世界第一。其中，中共军队高级将领的腐败最严重。
习第一、第二任期的10年，查办中共上将，仅7人。
习第三任期至今的4年，查办的中共上将高达34人，分别是：（1）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2）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3）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4）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5）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6）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宏军；（7）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8）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王秀斌；（9）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许学强；（10）原军委后勤保障部部长高津；（11）原陆军司令员韩卫国；（12）陆军司令员李桥铭；（13）原陆军政委刘雷；（14）陆军政委秦树桐；（15）原海军司令员沈金龙；（16）原海军政委秦生祥；（17）海军政委袁华智；（18）原空军司令员丁杭来；（19）原空军政委于忠福；（20）空军政委郭普校；（21）火箭军第一任司令员魏凤和；（22）火箭军第二任司令员周亚宁；（23）火箭军第三任司令员李玉超；（24）火箭军第四任司令员王厚斌；（25）武警部队司令员王春宁；（26）武警部队政委张红兵；（27）战略支援部队司令员巨干生；（28）信息支援部队政委李伟；（29）东部战区司令员林向阳；（30）东部战区政委刘青松；（31）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32）西部战区政委李凤彪；（33）原西部战区司令员赵宗岐；（34）北部战区司令黄铭。
上述34名中共上将担任的职务，都是中共军队最重要的关键职务。
选拨任用上述34名上将的第一责任人是谁？就是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就是说，中共军队吏治腐败的第一责任人，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
五中全会有追究习作为中共军队吏治腐败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吗？没有。
至今为止，习对自己在选拨任用上述34名军队高级将领上的严重错误，有一句自我批评吗？没有。
习说“吏治腐败是最大的腐败”。而习作为中共军队“最大的腐败”的第一责任人，连一句自我批评都没有，更不要说主动承担党纪、政纪和法律责任了。
习带头不承认错误，带头不承担中共军队吏治腐败第一责任人的责任，错的都是别人，对的都是自己，何谈“从严治党”？
第三，五中全会没有回答“如何追究江泽民作为江当政和当‘太上皇’时期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的责任”这个重大问题。
江当政和当“太上皇”时期，做的最坏的一件事，就是1999年7月20日发动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群体的镇压。
但是，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无论他使出什么邪招，都打不倒法轮功。
骑虎难下之际，江憋出了又一个坏招：只要官员追随他迫害法轮功，无论多么腐败，他都提拔重用，甚至越腐败，越提拔重用。
为此，江提拔重用了一大批严重腐败分子。
习第一任期查办了440名副省部级及以上高官，以及其他中管干部。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江提拔重用的。
江还放纵他的儿子江绵恒一边升官，一边经商。
在江泽民、江绵恒父子的带头作用下，自上世纪90年代末起，中共的腐败像决堤的洪水，一泻万里。以致于连中共最高级别的大和尚——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二和尚——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永信，都成了贪财好色的花和尚、捞钱和尚。
江泽民被称为江当政和当“太上皇”时期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江泽民家族被称为中共第一贪家族。
但是，习当局不仅没有追究江作为那时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的责任，没有追究江家族的腐败责任，相反，还在江死后，用最肉麻的语言，对江歌功颂德。
五中全会对江及其家族的严重腐败问题有一丝一毫追责的表示吗？没有。
既然五中全会对当年中共最高层最严重腐败分子的总后台江泽民及其家族的严重腐败问题没有丝毫追责的表示，何谈“从严治党”？
第四，五中全会没有回答“如何向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学习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这个重大问题。
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是从源头上根治腐败的一个带根本性的制度，包括官员申报财产，官方公示官员财产，民众、媒体、政党、团体、独立机关等依法监督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等。
2019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发表文章《财产公示，请自常委始》，其中谈到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公正、平和、低耗、无涉意识形态，非西方传统的国家也纷纷采纳”。
郑也夫建议：“请七位常委带头公示财产。笔者已聆听多次：打铁先要自身硬。带头公示财产是自证清白和垂范官场的好方式。如是，则不怕申报公示推行不下去。”
郑也夫教授的建议提出至今已过去6年多，习近平等七名中共政治局常委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习近平等七常委坚决不带头公布财产，何谈“从严治党”？
结语
习为什么上台了就不想下台“三连任”之后还要“四连任”？说白了，就是习以“反腐打虎”的名义清洗政敌，树敌太多，担心下台后习及其一家老小人性命难保。
五中全会所谓的“从严治党”，实际上，是习陷入“清洗-不安全-再清洗-更不安全”的恶性循环中不能自拔的表现。
可以预见，在五中全会之后，明年二十一大召开之前，肯定还有一批党政军高官被清洗。
而习清洗的党政军高官越多，习的处境将越危险。最后，习可能自食苦果。
大纪元首发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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