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10月31日讯】（大纪元记者呈工综合报导）日本人气电视剧《VIVANT》第二季，罕见地将中共情报机构设定为日本情报机构的敌手，透过虚构情报战呈现日中之间的安全保障及科技竞争。剧情引发中共官媒强烈反弹，制作方强调无意煽动国家对立。事件随后延伸至日本企业的商业合作，也使日本社会对中国的安全疑虑及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等议题再度关注。
电视剧《VIVANT》日本走红
日本人气电视剧《VIVANT》是日本TBS电视台近年最受瞩目的大型原创电视剧之一。2023年第一季播出时，因剧情融合悬疑、国际政治、间谍活动及意想不到的反转，在日本引发广泛讨论，最终回家庭收视率达19.6%。
第二季于2026年7月26日开播，采取连续两季、约半年的长篇播出形式。首集关东地区家庭收视率达18.8%，开播即受到关注。
第二季将中共设定为日本情报机构的重要敌手，相关剧情近期引发中共官媒批评，也使这部电视剧从娱乐话题延伸至日中关系、国家安全及企业经营等议题。
中共党媒反弹 制作方：无意煽动对立
10月4日播出的《VIVANT》第二季第9集（全剧第19集），主要讲述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五名成员遭到中国虚构情报机构“シンシー”（中译“信息”）绑架及拘禁后，主人公乃木忧助与弟弟诺可尔联手展开营救行动。
剧中，“信息”负责人樊林杏指挥情报人员，试图从被捕的日本情报人员口中取得国际秘密组织“Tent”的机密情报。中共情报人员对日本“别班”成员施以酷刑，包括切断手指、以刀具刺伤腹部等，并威胁如果其他被捕人员继续拒绝交代情报，将每天处决一人。
中共央视微信公众号10月25日发表评论，批剧情“极其离谱”，称剧中切断日本情报人员手指、刺穿腹部等手段，与侵华日军使用过的酷刑“高度重合”。央视还批该剧“颠倒黑白”，“刻意制造对立、煽动敌意”，并称“娱乐化包装的敌意，比赤裸裸的宣传更危险”。央视称，该剧美化日本海外行动，模糊自卫队的职能界线。
10月26日，《环球时报》也刊登评论文章，批该剧将中国情报人员塑造成残酷的对手，透过影视作品塑造中国威胁形象，并将其与日本扩大军事及情报活动的政策联系起来。
对此，TBS社长龙宝正峰于10月28日记者会上表示，电视剧是完全虚构的娱乐作品，制作方无意敌视或贬低任何特定国家，也没有煽动国家对立的意图，没有传递会伤害国民感情的讯息。
“信息”：虚构的中共秘密情报机构
《VIVANT》第二季新增重要反派组织“信息”，被设定为中共国安部体系下的秘密情报机构，主要从事海外情报搜集、秘密监控、情报渗透及秘密行动，其主要对手则是日本自卫队秘密情报组织“别班”。
换言之，编剧将“信息”设计成与日本“别班”相对应的中共情报组织，藉由两个虚构机构的对抗，呈现日中情报力量之间的冲突。
“信息”的头目为樊林杏，剧中身份是中共国安部第六局局长，掌握该组织的指挥权。剧情将她描绘成具有高度情报判断能力、行事冷酷、擅长操纵情报网络的高层人物。
“信息”的海外活动基地被安排在虚构的“戈尔巴德共和国”，其中重要据点“沙基城”是一座城堡式设施，主要用于秘密拘禁及审讯情报人员，日本“别班”成员遭捕后便被关押于此。
第二季的主线除了营救被捕的日本情报人员，还涉及核融合技术及掌握相关技术的外国人物。“信息”试图透过情报渗透与控制相关人员，取得重要技术及情报。
编剧将日中情报冲突与尖端科技、技术安全及国家战略利益联系起来，使剧中的情报战从传统军事情报延伸至能源科技及高科技竞争。
日本影视作品对中国的描写出现变化
伴随《VIVANT》在日本走红并引发中日舆论争议，这部作品也反映出日本影视作品对中国的描写方式，以及日本社会对情报与国家安全问题的关注正在发生变化。
首先，日本影视作品开始直接触及中国这个现实国家。日本《东洋经济ONLINE》10月16日刊登评论指出，日本电视台直接将现实中的国家设定为敌对角色并不常见。这一变化的背景在于“日本国民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日本政府安全保障认识的转变”。
作者指出，2023年播出的第一季虽然涉及国际局势及情报活动，但以虚构恐怖组织“Tent”作为对手，与现实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第二季则直接将中国设定为情报对手，反映日本影视作品描写国际政治及安全保障议题的方式出现了变化。
其次，日本社会对情报机构及国家安全的关注增加。《朝日新闻》GLOBE+及JBpress近期分别从情报机构实际运作及“别班”历史背景进行分析。
这些讨论显示，日本对情报机构的关注已不再局限于影视作品，而是逐渐成为现实政策议题。
舆论压力延伸至日本企业商业活动
《VIVANT》引发的争议也从影视作品延伸至日本企业的商业活动。
中共官媒批评该剧后，三丽鸥中国子公司于10月28日宣布终止与该剧的联名合作，并停止后续相关企划及宣传活动。三丽鸥日本总公司于10月29日发布正式公告。
《东洋经济ONLINE》10月30日刊登评论指出，三丽鸥原本难以预测第二季的具体剧情及海外政治反应，但事件发生后，企业必须在中国市场、品牌形象及其他消费者的反应之间作出取舍。
评论强调，影视作品引发的政治争议，可能进一步转化为日本企业的市场风险及商业决策压力。
从《VIVANT》引发的争议可以看到，影视作品中的国家安全叙事，已与现实中的日中关系、情报体制改革及企业商业活动相连。这场争议不仅涉及一部电视剧如何描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中共安全挑战的关注，以及政治舆论对企业经营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
日本强化情报体制 因应中共安全挑战
日本政府近年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并于2026年5月27日通过《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设立国家情报会议，以强化政府高层对情报活动的战略规划、部门协调及情报分析能力。
日本政府推动改革，与中共带来的安全挑战密切相关。nippon.com分析指出，改革背景包括中国对日出口限制、网路假讯息、舆论操作及网路攻击等问题。这些因素促使日本重新检视情报搜集、分析及政府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8月6日发表的分析则指出，中国、俄罗斯具备较成熟的海外情报活动能力，而日本缺乏专门的海外秘密情报搜集机构，面临一定的能力落差。
《VIVANT》第二季所呈现的日中情报对抗虽然属于虚构剧情，但情报搜集、海外渗透、科技安全及外国势力影响等议题，确实也是日本政府正在关注的政策领域。
责任编辑：孙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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