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继6月9日百万上街抗议《送中条例》后，又于16日再次上街，这次人数更多，据组织者估计达2百万。
一般情况下，动员民众就某个议题上街抗议表达意见是非常困难的，一方面是大众意见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有惰性。不要说上街抗议，就是在民众政治参与率较高的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选举的投票率也一直都不高的。
然而香港似乎是个例外。1989年中共六四天安门屠杀，港人150万人集会抗议；2003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50万人上街。六四以后的30年，全世界唯一一个民间坚持年年大规模悼念的地方就只有香港。
以前在很多人眼里，香港就是个只顾挣钱不问政治的地方。1997年香港移交前，我以为香港会很快全面沦陷变为一制，就跟当年西藏一样。
现在回想，当时的错误判断是没有考虑到几个香港特有的因素，一是中共还需要一国两制给台湾做示范；二是中共权贵阶层利益需要香港作为独立于大陆的国际金融中心来保证；三是港人追求民主捍卫自由的勇气和决心。
这次港人的两次大游行抗议，从年轻人排队向外传递垃圾到人海中让出通道给急救车，都让全世界看到了港人的素质。有人赞扬这是英国殖民的结果。港人接受现代文明是事实，但肯定不是全部原因，这次游行民众的表现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也是很罕见的。
香港是个移民城市，人口中的大多数来自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难民潮。尤其是1945年到1950年，短短五年时间人口暴增近四倍。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社区，短期涌入超过原住民数倍的新移民会彻底改变本地原有的文化和习俗。
也就是说，香港大陆化比大陆新移民香港化的概率应该更高才是。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使今天的港人看上去和中国大陆人那么不同呢？
多亏网路上流传的中共少将徐焰的讲话，终于让我找到了至少部分答案。徐焰把港人根据来源分为三个三分之一：受港英教育的原住民、49年50年从大陆逃港的，以及大饥荒和文革逃港的。徐焰认为后两种人和他们的后代仇视中共，因而港人是最坏的，比台湾人还坏。
徐焰并不是发表个人的观点，他97年参加过中共驻港部队香港社情评估，这应该是当时中共官方内部的数字和结论。单从数字来看，也可以从香港人口变迁得到证实。
香港1945年人口为60万，到1950年便暴增到220万，正好是徐焰说的第一批大陆逃港潮。第二批逃港潮则有更多的照片和当事人的回忆而更广为人知。根据不同的研究结果，50年到80年大陆逃港人数在250万应该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本文讨论的大陆新移民主要指这些人，不包括以后的中共派遣移民和投资移民。
徐焰所说的第一批逃港潮是哪些人？有人说那是指商业精英逃离大陆到达香港，其实还不一定，商业精英主要是49年10月中共建政前夕逃离的，留在大陆的被“扫地出门”是在几年后的三大改造运动中。
49年到50年能形成逃港潮的只能是土改和镇反这两大政治运动的打击对象，也就是地主和反革命。
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农业社会，官府统治只到县，县以下农村是乡绅自治。以地主为主的乡绅阶层兼具了承传传统文化、教化民众、调停乡里、公益慈善以致灾难时的自救和灾后重建等等。正因为如此，他们也是中共土地革命（土改）的首要对象。而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目标是消灭国民党留在大陆的人员，即前中华民国政权的军政人员。
这两部分人大部分都被中共肉体消灭了，幸存的以及子女在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被批斗和杀害。金庸和梁羽生的父亲都是在那时候被中共镇压的。
也就是说，土改和镇反消灭的是中国传统和现代社会的精英。当数百万精英被消灭后，中国社会基本上就被中共革命的主要动力——痞子统治了。
多亏有个香港，使这批社会精英中的少数人得以逃亡并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本来，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外省人和逃港的镇反幸存者基本上是同一类人，区别在于，后者曾经目击或亲身经历了中共的残酷迫害，整体上对中共的本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三个三分之一其实分两部分，三年饥荒和文革。三年饥荒以饥饿难民为主，而文革则包括经济和政治难民。从社会阶层来看，这批和第一批难民有所不同，原是在社会底层。
然而他们自有自己的特点，和大饥荒时期大多数农民不同。那时大多数人，被民兵拿枪逼的也好，被中共干部管的也好，是坐以待毙的。而逃亡香港的，除了地处广东天然地理条件的优势外，还有宁愿在逃亡中被打死和淹死，也不愿坐在家中饿死的勇气。
港人中这两个三分之一的共同之处就是抗拒被中共迫害，没有受中共党文化的影响，即使受到过影响，也是本能抵制的。他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带到了香港，又立即接受了香港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和法治。
这也证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是兼容的，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冲突。和世界不兼容的是中共的党文化。#
责任编辑：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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