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国人难以忍受地铁故障

地铁故障

自2011年12月15和17日发生南北线列车服务大瘫痪,影响超过20万名乘客,从而成为新加坡地铁史上最严重的列车服务中断事故之后,不到4年的时间,东西线和南北线又在今年的7月7日同时瘫痪3个半小时,受影响乘客人数约41万3,000人,再次刷新了新加坡地铁史上最严重的列车服务中断事故的记录。

一时间,国人们怨声载道,媒体和网络上批评声不绝于耳。如果说4年前的事故导致了前任SMRT总裁苏碧华的下台,那么前任交通部长吕德耀在今年大选前宣布引退也肯定是受地铁瘫痪事故的拖累。有些人认为,新加坡人实在是被“宠坏”了,不就是地铁故障吗,哪个国家没有,何至于这么气愤难平、喋喋不休,有人甚至认为新加坡人蛮不讲理。

那么,真的是新加坡人“小题大做”吗?让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怎么说。

“住五星级宾馆 享三星级服务”

本地一位博客说:“如果你住在只有三星级的旅馆,发现房间的厕所缺乏一些卫生用具或是某些服务不太理想,一般上你都会默默地接受不会提出抗议;但是如果你住在五星级甚至标榜六星级的旅馆,一旦发现服务不达标我相信你必然会开始提出抗议,这个道理是一样的,不是吗?”

“我们的政府向全世界炫耀我们的公共服务是世界级的,我们也的确付出比别人高的部长和高级公务员的薪金,也就是说我们付出五星级的费用,住在标榜五星级的旅馆,所以一旦发现服务跟三星级的旅馆不相上下,还能不出来抗议吗?”

本地博客彭嘉琳(Jeraldine Phneah)赞同上述观点说, SMRT的首席执行长官(CEO)郭木财先生的薪资从2013年的大约50万涨到2015年的大约 250万,但是地铁的效率和可靠性却没有提升。她说,SMRT总裁的薪水来自于我们这些要付车资的纳税人,乘客的票价也在几个月前上涨了2.8%,“如果你领取了这么丰厚的纳税人的钱,你最好做好你的工作来证明你值得那笔钱。”

她还写道:“新加坡政府试图把自豪感灌输给我们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不断给我们一个印象:我们是最好的,优于别人尤其是我们东南亚邻国。我们作为新加坡人的自豪感和身份来自于一个事实,即我们拥有世界级水准的生活和世界级水准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因此,当列车故障频繁,新加坡人突然发现,我们的交通系统已不再是最好的,即使是如莫斯科这样的城市都有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统。这威胁着我们对新加坡的根深蒂固的信仰和对我们国家的自豪感。”

就连报业控股集团华文报业务总编辑蔡深江都说:“这一次东西南北因电力故障全面瘫痪,坏就坏在下班尖峰期,坏在不久前大家在媒体上知道‘SMRT总裁年收入达225万,历任总裁最高’。”他在题为《什么东西不坏?》的文章中说,什么东西都会坏,这个东西不是不能坏,而是什么时候坏?坏在谁的手上?能不能这么坏……

本地青年编剧黄淑敏(Faith Ng)则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我们被教导着去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做一些小的每天的牺牲,以保持社会织物的平稳和紧绷。如果你不放弃你的言论自由权,或者你爱的权利,这个织物就会在接缝处被撕裂,你就会被视为自私和忘恩负义。我们都是亚洲人。我们必须始终把社会放在自我之前,我们必须总是感激我们所拥有的,而不是抱怨缺乏什么和垂涎西方社会的理想。所以,当我们的列车没有准时到达,……我们真的很生气——我们守住了我们这一方的交易承诺,为什么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保持他们的承诺呢?”

更何况,新加坡高居不下的拥车证(COE)价格令汽车如此昂贵,使享受私人交通工具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对于广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新加坡人来说,公共交通是不得不依赖的唯一选择。

地铁系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让新加坡人更揪心的是,至今还不清楚我们的地铁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过去四年里,陆交局和SMRT砸重金展开了多项改善工程,提升南北与东西线地铁系统的服务和可靠性,包括更换轨枕、提升地铁信号系统、更换供电的第三轨,以及添购新的列车等,但是故障仍然频繁发生。

现在,维基百科上已经有了专门的条目叫“新加坡地铁中断列表”(List of Singapore MRT disruptions),点进去一看还真是叫人吓了一跳。条目只列出了2011年和2015年发生的地铁故障:在2011年下面只包括了3条在12月发生的事故;可是在2015年下面,从1月到10月,每个月都有事故发生,最惨重的当属3月和10月,有大大小小11次左右的故障,经常是在同一天就发生2起故障。

“已经四年了,你们到底还需要多少时间?”早报记者李静仪在7月10日发表的评论这样写道, 前天在陆路交通管理局和SMRT的联合记者会上,在这两个机构的高层用了大半段时间汇报有关地铁故障调查结果及过去几年它们做了哪些改善工程之后,一名资深记者一脸不耐烦地发出了这道问题,全场顿时静了下来。”

文章接着写道:“对许多乘客来说,这套地铁系统就像是个患了严重心脏病的病患,随时可能病发。”就连李静仪和同事要去参加这个联合记者会,都不敢再乘搭地铁,怕万一再发生故障。

SMRT总裁郭木财曾表示东西与南北地铁线系统老旧,南北线已经运作了28年,因此这类故障并非不可预见的。不过,有人认为,2011年地铁大瘫痪后,政府已经拨款数十亿元给SMRT提升设备,现在还说系统老旧不能令人信服。

有人质疑,最早修建的地铁东西线和南北线在设计上存在问题。但是,如果真有设计上的问题,这两条地铁前20年为什么运行得都相对顺利呢?就连卸任的前交通部长吕德耀都承认说:“地铁南北线和东西线都已经运行了20多年,该出现的设计问题都早该出现了,因此以今天的科技来评估当年的设计有缺陷是不正确的。”

也有人提出,地铁故障是因为政府过度开放外来劳工,让太多外地人进来跟我们抢地铁,所以地铁才会不胜负荷了。但是马上就有人反驳说,请看看人家日本地铁是如何的超载,我们还真的是小巫见大巫呢。

新任交通部长许文远也承认说,新加坡地铁东西线和南北线延误超过5分钟的事故,平均13.7万公里就发生一起,而香港是30万公里才有一起。此外,新加坡地铁延误超过30分钟的重大事故去年有10起,而香港地铁长度比新加坡长,却只有12起。因此,许文远说,SMRT和新捷运必须提高地铁服务可靠性,尽快缩小与香港的距离。

解决之道何在?

由于7月发生的大规模地铁瘫痪事故,SMRT企业又被罚款了。陆路交通管理局开罚540万元,这是当局对本地单一公共交通业者施予的历史上最高的罚金。但是,民众对这样的罚款一点也不欢迎。

有人说:“其实结果不必猜大家也都知道,还不是陆交局向地铁公司罚款了事。……地铁现在正需要大笔资金来更新或维修机件,向他们做出重罚的结果不就会造成恶性循环了吗?话说回来,地铁的大股东还不是政府,所谓的重罚还不只是钱从左边的裤袋移到右边的裤袋,钱还是在同一个人身上,这样的重罚还有意义吗?”

也有人说:“如果罚款很高,侵蚀到SMRT的盈利,受苦的是股东,特别是没有话语权的小股东。如果用这借口来起车资,倒霉的是乘客。……我们不知道SMRT内部有没有问责制,但如果以后SMRT被罚款,付款的是该负责的管理层而不是公司,即使是不合公司条例或法理,相信大家也会爽一些。谁该付罚款?交通部长要修改法令时或许可以想一想。让市民爽一些,交通部长比较容易过日子。”

有人认为问题就出在维修上:“我们公路上除了意外车祸很少看到轿车抛锚,这是因为陆交局规定所有轿车都必须定期送去检测,而且车龄越老就需要更频密的检测。请问地铁列车也有同样的规定吗?”

蔡深江也持类似观点。他举例说,如果汽车送原厂维修,“管它(零件)是不是还可以维持一年半 载,反正按日期或里程数维修,工人按规定该换就换,确保正常情况下,车子不会坏在半路。在那样的思维底下,该坏的东西用钱替换,车子不坏在路上是最高原则,所谓品质保证就是用钱可以买到的,买一个安心。”

许文远在题为在博文中分享公用事业局主席陈义辅发给他的一封电邮,以说明维修地铁,光聘请咨询顾问检查系统是不够的,还需要可以“捉老鼠”(Catching Rats)的工程师,即一些眼尖、精明、有“街头智慧”(street-smart)并具备实际经验的铁路系统工程师对整个系统进行风险评估。

其实网上早就有人提出类似观点。网文“等不及七年之痒”说:“如果真的是维修失责就没话好说,可是若是因为金钱考量,一方面精简人力,一方面不接受系统老化,需要加强维修程序、更换零件、提升局部机件等,另一方面又向总裁、股东大派钱,这道三维方程式可就怎么都平衡不起来。经验丰富、有实力的工程人员在吃力不讨好的情况下会选择相继离开。”

“一般管理层都以为这些工程与技术人员都是可以被轻易取代的,因此对于挽留能够做事的老臣,多数采取敷衍的态度。各行各业的行家都知道‘产品知识’(product knowledge)的重要性,就像跟枕边人生活一样,相处久了,打个喷嚏都知道对方想要干什么,可以未雨绸缪。MBA称这种培养起来的默契为隐性知识(tacit knowledge)。”

早报采访组副主任杜艳嫦也在8月发表文章说:“地铁故障一再发生,说明它已经不是一两个部件出问题的孤立事件,也不是单单用罚款等行政手段便可以解决的问题。基本问题没有解决,无论谁来当交通部长,列车还是会照样停摆。”

然而,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无能无力、爱莫能助,只能默默希望地铁停摆事件不会成为新加坡社会的新常态,就如网上自创的歌“SMRT瘫痪”(SMRT Meltdown)所唱的:

 

“我极度地担忧,我极度地担忧(重复几遍)

电源的错!信号的错!枕木的错!轨道的错!门的错!
每个人都有错!它从来不是你的错!贵族们都没有错!
……

我所看到的错,就是你的进步是这样一个谜。
啊哈! SMRT你让我的生活如此悲惨!”

 

文/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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