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治下的公民逃亡路

中共
1962年5月,中国逃港难民在香港等待领取食物。(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9年06月19日讯】月是故乡明。背井离乡,情非得已。几十年来,数百万中国公民,或翻山越岭,或泅渡出海,告别故土、奔向远方。四散天涯的流亡大军,是红色统治下的黑色奇景,道出绝望中的希望和追寻。

自由在海那边

1990年2月底的一个夜晚,吴仁华从珠海游到了澳门。在摄氏7度的气温下,他和海浪搏击了4个小时,上岸时已是遍体鳞伤。之后,他联系上香港黄雀行动的成员,坐在渔船底仓到了香港。同年7月,这位前北京政法大学讲师,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前往美国,定居洛杉矶。

吴仁华选择流亡,是为了在海外营救因参与“八九”民运而被捕的王军涛、陈子明等人。1989年6月3日夜,他亲眼目睹了中共军队对平民的屠杀。6月4日早晨,他在学生遗体前悲愤地发誓“永不遗忘”。29年来,吴仁华潜心搜集“六四”死难者和戒严部队的资料,成为“六四”历史研究的权威学者。

早在吴仁华之前,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一百多万中国人,由于饥荒、贫穷、政治迫害等原因,以走路、泅渡或坐船的方法偷渡到香港。这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许多人在偷渡时溺水身亡,有的被鲨鱼咬死,有的从山上摔下丧生,或被士兵开枪打死。

1967年1月15日夜,著名小提琴家、中央音乐学院首任院长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偷渡至香港,转而赴美。马思聪冒险出逃,系因不堪文革期间的凌辱。他走后,其在大陆的数十名亲友都受株连,他的二哥跳楼自杀,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他被当局扣上了“叛国投敌”罪。

马思聪在《我为什么逃离中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中写道:“‘文化大革命’在毁灭中国的知识分子。去年夏秋所发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绝望,并迫使我和我的家属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饥饿的幽灵’。”

1962年5月,中国逃港难民向香港办公人员陈述身份。(AFP/Getty Images)
1962年5月,中国逃港难民向香港办公人员陈述身份。(AFP/Getty Images)
1962年5月,中国逃港难民在被遣返前吃午餐。(AFP/Getty Images)

我要回家

2012年4月6日,流亡海外的“八九学运”领袖王丹、胡平、王军涛、吾尔开希、吴仁华、项小吉等人发表联合声明,题为“我们希望回国看看——致中共当局的公开呼吁”。声明表示,他们是一些因为参加过1989年民主运动而流亡海外的中国人。他们因为政治原因,或者被拒绝延期护照,或者被直接吊销护照,或者被拒绝入境,总之,“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

女作家茉莉原是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师,“六四”时因为支持学生运动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2年,茉莉流亡香港,后旅居瑞典。她的先生傅正明于2009年受访时表示,他们夫妻一直没有回大陆,“当然希望回到自己的祖国去探亲,但是我们看到了其他的一些朋友,和其他的一些人,回去中国之后,中国方面对他们通过国安来跟踪、请你喝茶之类的这些现象。我们感到非常的失望,我们希望的是要有尊严地回去。当然也只有中国真正的进步了,中国真正的自由了,我们才可能有尊严地回去。”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12年4月22日深夜,被软禁在家的盲人律师陈光诚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只身翻过了八道墙,走过十多条崎岖不平的田间沟垄,与接应者会合。之后,他在几位网友的协助下,一路辗转,逃离上百名警察和村委的监视,于4月26日进入北京美国驻华使馆。5月19日,陈光诚一家到达美国。

陈光诚来自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东师古村,他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为当地农民维权,是知名的“赤脚律师”。2005年,陈光诚因揭露临沂市政府非法强制节育和堕胎遭到殴打和软禁,2006年被判刑4年,2010年9月出狱后被软禁在家。

当地政府称陈光诚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陈光诚的家被安装了监控摄影机、手机屏蔽器、强光灯,他和妻子被禁止外出,数十人在他家周围24小时轮流把守,禁止外人来往。其生活用品只能由陈光诚的母亲带入,邻居若提供帮助即被威胁警告。在此期间,前去看望的中外人士多次受到拦截、殴打、凌辱、抢劫和强制遣返。

2015年6月,陈光诚律师寄语香港民众:“有一个奴役人民的政权不如没有。中共的骗术我们已经亲身体会过多年了,任何一次对它的信任结果就是被它愚弄。只要香港人们与大陆觉醒的民众携手努力,必定能争得我们的权利与自由。”

我为什么生在这里

2016年10月,25岁的湖北女孩蒋炼娇逃离了中国。艰辛苦涩,贯穿在她的童年、少年和青年。

蒋炼娇自幼和父母一起修炼法轮功,9岁那年,她跟随全家去北京天安门上访,亲眼看到警察殴打她母亲。之后父母被非法劳教,她和哥哥、妹妹也受到监控,挨饿受冻,遭人欺辱。她自述道:“十几年里,我们家频繁被骚扰、抄家,父母频繁被抓进洗脑班迫害,警察至少有五次同时绑架了我父母,每次都关好长时间。”

蒋炼娇不解:“我为什么要生在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我是外国人,我也许不会这样恐惧。”“一个很小很小的事你可能就被抓了,你手上带一本《转法轮》,去同修家一趟,把真相传单给别人,一个翻墙软件,一个小U盘,一个mp3播放器,更甚者,如果你在街上对一个人说,你了解法轮功吗?这样一句话,就有可能被抓,被关进精神病院,都能判你好几年,更甚者失去生命,这么大的国家容不下这么小这么正常的事!”

蒋炼娇希望,有一天,她和全家人可以开开心心地照一张全家福,不再恐惧。

联合国前的访民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经常可以看到举牌抗议的中国人。他们大多是家园被强拆的访民,在国内被逼得走投无路,因此到此发出抗议中共的呼声。

陈黛莉来自上海,2003年,她的房子被强拆,那是她丈夫祖父留下的房产。她状告静安区土地管理局和公安分局,结果被判败诉,上诉也被驳回。为此她成了一名访民,曾经被抓、被拘、被监控。

陈黛莉说,“在中国,上访后,不是人过的日子。可是这里(美国)吃的干净,空气干净,有人权,有民主,有自由。”

蔡文君也是一名强拆受害者,她因为上访被迫失去了工作,还被两次劳动教养,受过毒打和监控,家人也被骚扰。经常有人对她说,“回国吧,你的事情只有在国内能解决”等话,蔡文君回答:“国内能解决我就不出来了。在这里我起码能告诉全世界,中共对我家做了什么,揭露中共的邪恶。”

中国访民蔡文君、陈黛莉、陈秀平和白节敏等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抗议。 (访民提供)

感恩台湾

2018年5月29日晚,中国大陆维权人士黄燕在台湾桃园机场转机时,提出入境要求。台湾基于人道救援考量,批准安置黄燕三个月。黄燕对记者说,台湾移民署的人对她很好:“这是我十多年来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温暖。”

黄燕因为传播基督教,自2003年起遭到中共追捕,并且历经执法人员的绑架、软禁、关押,曾在狱中被殴打致流产。后来,她患上癌症却不被允许保外就医。2016年底,黄燕逃往香港,继而在泰国和印尼两地间流亡,期间仍不断遭受审问、扣留,时刻生活在恐惧中。

2019年1月,黄燕获得美国政治庇护,她对记者表示,许多流亡的中国人都历经妻离子散,“就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说不定有人在失踪,在中国几乎每分每秒都有人被失踪、被绑架。”

黄燕在台湾政府与美方协助下,2019年1月24日晚间搭机前往洛杉矶。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

结语

当代中国人的逃亡路跨越了两个世纪,汇集无尽苦难和悲痛。血泪奔波,许多人坚持走到了终点,也有人不幸中途倒下,未能踏上自由的土地。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来自中国的政治庇护申请人数常居榜首。当最基本的权利仍然遥不可及,流浪不会停止。流亡者的控诉和呐喊,一点一滴都记录在人类文明的史册里,拷问良知。

参考资料:

齐先予,《陈光诚传:出逃和被困七年的根本原因》,《新纪元周刊》,2012年5月10日。

施萍,《从大陆到纽约 中国访民抗议中共迫害》,大纪元,2016年7月29日。

蒋炼娇,《90后女孩的自述》,大纪元,2016年10月27日。

责任编辑: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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