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9年09月17日讯】自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在“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的迫害政策下，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上百种酷刑折磨、群体性打毒针、下毒药，以及活摘器官。
明慧网的本系列报导旨在揭示21世纪古拉格的真实面目，让真相苏醒人们的良知、制止罪恶，特此转载如下：
接上文：21世纪的古拉格真相（1）
三、法律之上
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靠投靠前苏联而篡夺政权的中共，完全是非法的出卖领土的卖国政权。中共虽然装点门面制定了法律，但中共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黑帮，凌驾于法律之上，操纵公检法迫害百姓。即使根据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修炼法轮功也是完全合法的，迫害法轮功则是真正的犯罪。
莫须有的定罪
1999年10月25日，中共喉舌央视《新闻联播》播出了人权恶棍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答法国《费加罗报 》记者时的讲话，江泽民违背宪法，以中共邪党头目的身份在公开场合宣称“法轮功就是×教”。
第二天中共邪党的喉舌媒体以“法轮功就是×教”为题在头版头条刊载了中共首恶江泽民的讲话。第三天《人民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题为《“法轮功”就是×教》的文革批斗式的泼妇骂街的文章。
但是，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的非法抓捕持续3个月后，迫害仍然没有法律依据。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届人大推出了一个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令国际社会难以置信的是，江泽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据这个10月30日通过的冒牌“法律”对早在7月就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判刑。
现代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新的法律不能对颁布之前实施的行为定罪。据说过去有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诀窍是先射出一箭，然后以中箭处为圆心画靶子的圆圈。中共正是依靠这种手段保持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取缔法轮功。虽然江泽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发布过“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上访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机关，因此“六禁止”并无法律效力。
10月人大颁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法律在制定时只能说某种行为是犯罪，而不能说张三犯了罪。张三是否犯罪，取决于法院在审判时是否认定张三违反了某一条法律。所以，凡是“法轮功就是×教”的说法，完全出自江泽民或《人民日报》，二者都无立法权，根本无法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
1999年10月30日，中共指使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并用各官方媒体公布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所谓“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但是该“决定”和“解释”未提及法轮功。后被许多追求个人利益或被中共舆论污染而不求甚解的人士，误认为这是江泽民罗干等人同年7月20日宣布迫害法轮功的“法律依据”了。
直至现在，法律界专业人士的内部讨论也一致认为，从法理上讲，法轮功从未被定义为非法，从任何一方面讲，都是合理合法的。其实中共这个邪教乱党也根本没有资格评价任何一个信仰。
1999年11月13日，海南中级法院首开诬判法轮功学员，四名海南法轮功学员经海口中级法院“审理”，分别被判2至12年有期徒刑。随后北京等地效仿，铺开全国，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
当时主动担任此案审判长庭长陈援朝因采用流氓手段罗织罪名达到诬判目的，被江泽民集团授予“二等功”、“一等功”和“模范法官”，大加宣传。但两年后，正值壮年的陈援朝即被确诊为肺癌，病入膏肓，2003年9月2日在极度痛苦中死亡。
中共对这个“模范法官”的宣扬也突然沉默下来，但这种加码的司法迫害却至今没有停止。
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开庭“审判”了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和姚洁，对他们处以最高达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这些无效的“法律”。
更狡猾的是，做贼心虚的罗干特意选在了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西方记者回国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请旁听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则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劳教。
2000年8月29日，香港法轮功学员朱柯明和北京法轮功学员王杰向中国最高检察院起诉江泽民、中共组织部长曾庆红、中央政治局秘书罗干，指控三人违法迫害法轮功，撤销公安部违反宪法的“六禁止”通告、释放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追究江、曾、罗等三人的法律及刑事责任等六项起诉要求。这是第一个法轮功学员依法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案例，但两名原告在京被捕。
从公审到偷审
中共原以为对法轮功义务联络人重刑迫害后，能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所以采取的是“偷偷审判，公开宣布”，操控媒体大肆报导，企图恐吓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人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修炼。于是中共转而对依法上访者重点迫害。
迫害初期，从1999年7月至2000年上半年，中共非法判刑的重点是法轮功研究会成员、各地辅导站站长（义务联络人）。河北石家庄徐新牧被非法判刑4年，他原来在河北省省级政府部门工作，得知政府计划在6月中旬取缔法轮功，便告知石家庄的学员，结果13,741名法轮功学员给江泽民写了一封公开信，于是被中共指控泄露关于迫害法轮功的所谓“国家机密”而非法判刑。
中共原以为对法轮功义务联络人重刑迫害后，能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所以采取的是“秘密审判，公开宣布”，操控媒体大肆报导，企图恐吓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制造高压恐怖。例如，法轮功研究会四名成员被非法判刑时就被中共媒体大肆报导。
在湖南长沙开书店经销法轮功书籍的冯飞、谭觅觅父亲一案，整个开庭似在摆样子、搞宣传。中共指派新华社记者，电视台记者到场报导，并指定77位书商到场旁听（须报到登记），以警示任何书商如经销法轮功书籍将受重罚。
从2000年下半年至2002年初，中共非法判刑迫害的重点是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根本没有组织，人人都是发自内心的在修炼。中共迫害义务联络人的招数并不奏效，反而激起了更多的和平上访与抗议活动，于是中共转而对依法上访者重点迫害。
2000年2月24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一个法庭一天之内，在两个不同的审判室非法宣判32位法轮功学员。其中一个审判室对来自北京和辽宁省锦州市的30多名学员非法判刑4个月至2年，“原因”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抗议中打开横幅。
但是迫害并没有把法轮功打压下去。2001年1月23日，中共又导演了震惊中外的嫁祸法轮功学员的“天安门自焚”惨案。中共以官方通讯社新华社的名义，在1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后改为7名。
同日，明慧网发表法轮大法信息中心题为“中共制造自焚惨案，新华社造谣陷害法轮功”的声明，呼吁对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调查。
2001年6月4日，因害怕法轮功学员大量向民众散发法轮功真相资料，中共以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名义，发布“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可以对散发、制作传单、DVD、VCD、CD光盘者处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及“颠覆国家罪”。
从2002年初至今，中共非法判刑迫害的重点是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在这个阶段，中共的非法判刑由原来的虚张声势逐渐转入“地下”状态。下面是中共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的典型情景：
原定于2009年2月26日在湖北武汉新洲区法院开庭的所谓“公审”，改为3月19日上午在辛冲镇法庭非法开庭，二十余辆警车、小车将小小的法庭围得水泄不通，武警、交警、防暴队员全副武装，荷枪实弹，戒备森严，如临大敌。进入法庭的除了新洲区公检法司、“610”人员外，只有两名受冤者聘请的辩护律师，和旁听席上的八名直系亲属，“公审”变成了“偷审”。
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曾参加了“四二五”上访。1999年5月8日，王友群把给江泽民的《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挂号信寄给了江泽民等七位第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2008年7月11日，王友群被非法抓捕，之后被非法判刑5年。
北京市西城区法院专门选择2009年10月7日国庆60周年8天长假的第7天宣判，整个旁听席上空无一人！2009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对王友群的上诉案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然而，从上诉到最后接判，王友群一直没有见到审判长贾连春法官！
中共为实现“莫须有”的冤判阴谋，就必需剥夺家属和大众的知情权，不允许家属旁听。2016年11月29日，北京法轮功学员柳艳梅到通州某小区散发请柬，邀请民众去旁听通州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庆秀英、夏红、李业亮庭审时，被通州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通州看守所。
柳艳梅为了争取炼功而遭残酷迫害，被戴上脚镣，穿上“约束带”，致使上半身不能动，多名在押人员证明：女警黄平及其他在押人员多次谩骂殴打柳艳梅，在押人员还一人坐在柳艳梅的一条腿的膝盖上，因为脚被铐在一起，使柳艳梅疼痛剧烈，全身伤痕累累，头发被揪掉很多，头皮化脓，精神受到刺激，惨不忍睹。2018年11月12日，她在北京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
一个字加一年
因为喊“法轮大法好”，有的喊一句加1年刑，有的喊一个字加1年刑，法官如此凌驾于法律之上。
2001年12月13日，六名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因用互联网传播法轮功资料被秘密判刑3到12年。清华学子王为宇是其中之一。
“我被关在北京市法制中心的时候，就像消失一样，父母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后来到了看守所，他们打听到开庭时要来参加庭审，当他们知道后开庭换了个地方，我的父母从山东千里迢迢过来也没能赶上。”
据明慧网报导，针对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虞超、褚彤和王为宇的非法审判原定于2004年1月9日上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开庭。因为丑恶行径被曝光，所以临时秘密更换审判地点，改在朝阳区看守所附近的一个法庭秘密进行。
王为宇说，当时宣布判刑8年时，我看到法庭上律师的嘴都张大了。我当时就是把清华大学法轮功学员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在明慧网上发了几篇文章。他们不许我辩护，不准请律师，而且有一篇文章是我被控制后才发表的，是捏造证据，我当然要上诉。
有一天，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书记员来了，隔着铁门说要看我的判决书，我当时对这个年轻人没有设防，就给她了。她用力一抽马上拿走了，又换了一本给我，说我上诉的理由我们已经收回了，你档案中有关的事实证据都销毁了，说完高兴地走了。她也是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但做这事时一点都没有廉耻之心。
中共非法判决是为了把法轮功打压下去，根本不在乎学员是否违反法律。“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决不手软。”“你跟我讲法律干什么，我跟你讲政治”这已是中共法官的典型语录。
在法庭上不准受害人做无罪辩护，只允许受害者“认罪”，不“认罪”，就要重判，甚至“讲一句加1年刑期。”原广州市东山区委宣传部理论科科长韩跃娟，被非法判刑6年，在非法庭审时，她大声连续三次讲出她的心声──“法轮大法好”。法官竟因此给她加刑3年。法官的所谓解释是，讲一句加1年刑期。
辽宁省清原县法轮功学员张金生2004年9月6日被非法庭审，张金生教别人上明慧网被判8年。张金生认为自己坚信“真、善、忍”做好人无罪，在法庭上喊“法轮大法好”，并在法院的非法判决书上签写“法轮大法好”，法官恼羞成怒，说是“1个字加判1年”，“法轮大法好”5个字加判5年，最后冤判13年。
中共既不允许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也不允许正义律师介入，只允许“指定律师”做“有罪辩护”。中共的审判，就是如此荒谬。2004年底，高智晟律师写了《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及吴邦国委员长的公开信》，随后高智晟律师又给中共高层写了两封公开信，强烈呼吁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 其后，中共使高智晟一直处于“失踪”状态。
2006年5月前后，中共在司法系统（从司法部到基层司法局）层层下发文件，通报“全国有四百名律师公开要求为法轮功平反”，发动整个司法系统对那些敢为法轮功说话的律师进行迫害。
2007年4月27日，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对法轮功学员王博一家二审开庭，来自北京的六位律师为王博一家辩护，受到中共重重阻挠。不仅如此，他们把帮王博一家请律师的盖五反（王博的姨夫）绑架了，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将其劳教，甚至将参加旁听的王博亲友绑架。
2016年10月11日，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县法院对已非法关押了近9个月的栗从春等六名法轮功学员第一次开庭。那天法院外面戒备森严，公安局巡警对法轮功学员跟踪、盘查、审问、搜身、搜包；并绑架法轮功学员寻建强、杜秀英、李爱秀、魏秀芳、马美芳、王淑芹、复兴阳春、金泽等八人；四人被非法抄家，四人被非法拘留。
法院内，受执行庭庭长、本案主审法官柳延峰的指使，法警两次殴打辩护律师董前勇，其中有一名打手是邯郸市中级法院的，并蒐身、侮辱。董前勇律师的眼镜被摔坏、装文件的背包被撕毁、文件被扔一地，后被逐出法院，董前勇律师未能参加庭辩。
武海明、李明涛的辩护律师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72岁，千里迢迢三次专程来到肥乡县法院要求阅卷，三次遭到柳延峰无理拒绝。
2016年12月29日，肥乡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宣布枉判结果。开庭前肥乡突然停电，法庭内一片漆黑，柳延峰只好点蜡烛宣判。在柳延峰给律师桌上点蜡烛时，张赞宁律师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你也就这么一点点光亮了，还不知道珍惜、还在害人！”柳延峰没有作声，宣读了六位同修被枉判的结果。
在所有法轮功学员的冤案中，处处可见中共“610”的鬼影，它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指挥各级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因为起诉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四川省巴中市89岁的老人张新伟被判3年，82岁的张明朗被判5年。
据明慧网报导，整个办案过程中，检察院一再退侦补充侦查，家属一再要求无罪释放。但是四川省办公厅领导坐镇巴中，四川省政法委来的人一看都没判，指责审判法官妥协，并称这些人至少判3年以上。
四、从“监狱城”到“维稳费黑洞”
为了关押某一类人，而必须立即释放另一些正在等待审讯的人。这在世界刑讯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即便是20世纪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整个30年代，为了消除监狱和集中营的人满之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屡次宣布实行特赦。” 因为“苏维埃的政策不会允许建造新的监狱。没有人为新的监狱出资”。
然而，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当在天安门广场为法轮功申冤的学员被押至北京朝阳区看守所时，只要来一个法轮功学员，朝阳区看守所就会释放一个普通犯罪嫌疑人。因此，这些犯罪嫌疑人都在盼著有新的法轮功学员到来，因为下一个被释放的就是自己。为了关押信仰“真、善、忍”的修炼人，不得不释放看守所的在押刑事嫌疑人。
法轮功学员试图通过法律去国家信访办申诉冤情，然而任何的陈述都是石沉大海。他们只能向民众公开真相，公开这一切，是寻求公正的唯一途径。
2000年12月20日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平时也就是十几个人左右。2001年1月1日，至少有700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赴天安门请愿被捕。警察一度平均两分钟逮捕一名请愿学员。
送到看守所后，法轮功学员都被编了号。开始是用英文字母编号，26个字母编了26天后，就改用是哪个派出所送来的，就用哪个派出所名字的第一个字编号，如羊坊店派出所送来的人，就编成羊1、羊2等。
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称，2001年夏天，北京市公安局通过计算北京市街头出售的馒头数量的增加，估算当时来到北京市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超过百万。
北京市新安劳动教养所所长马捷称，2002年，仅北京新安劳教所当时非法关押了法轮功学员613人，占被劳教人员的77%；7个劳教大队中6个大队承担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转化”任务。
中国有大约300个劳动教养管理所、700所监狱、被判刑法轮功学员超过6,000人；未经审判被劳教法轮功学员超过10万人；2001年中国某劳教所副所长透露全国关押法轮功学员21万人。
不仅北京看守所、劳教所人满为患，全国各地的关押场地同样紧张。根据2001年7月外电报导，当时接近一半被关押在劳教所中的人员是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和监狱关押能力的需求爆炸性增长，随之而来的是全国各地动用大量资金进行劳教所扩建工程。
监狱扩建 薄熙来当帮凶
随之而来，劳教所和监狱关押容量需求爆炸性增长。数据显示，全国各地动用大量资金进行劳教所和监狱扩建。各项经费开支也相应剧增。
对于任何一个地方政府而言，建造看守所、监狱，意味着配置人员、设备、运营成本等等，这笔预算从哪里出？中共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一波又一波的运动，民生建设荒芜不堪，政府的财政预算在教育、卫生、交通等事项上，往往排着长队。在打击法轮功问题上，广东等南方省份表现并不积极。
首恶江泽民需要甘于为他卖命的人。江泽民去大连考察时，在大连中心广场的高楼上，薄熙来让人制作从楼顶垂下来的巨型欢迎条幅，令江泽民异常吃惊，走遍内地各省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阵势，对于薄熙来的投怀送抱，江泽民开出了条件：“你对待法轮功应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
薄熙来紧紧抓住了江泽民抛过来的这根往上爬的稻草。
在2000年，法轮功学员纷纷去往北京上访。在薄熙来示令下，由大连开往北京的火车，在每节车厢的门口都有两三名公安人员把门，上火车的人不管你是否是炼法轮功，都必须念他们手中拿的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话，否则，不允许上车。
大连2000年政府工作年鉴上，明确写着“2000年，为保证公、检、法、司部门顺利开展工作，在其它行政事业经费零增长的情况下，公、检、法事业费支出继续保持8.8%的增长率。同时，设立‘科技强检’等专项资金，加强检察系统信息化建设”，“积极开展同‘法轮功’的斗争，多次粉碎……受到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薄熙来使大连很快成为迫害法轮功的重灾区。在江泽民的批示拨款下，大连最先扩建、新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如大连监狱、南关岭监狱、金州监狱、瓦房店监狱、庄河监狱、周水子教养院、姚家看守所等。后来就连全国各地无处遣送的法轮功学员都被转到大连。
前文汇报记者姜维平的文章描述道：“1999年江泽民下令打击法轮功时，大连市长薄熙来最卖力，他不仅亲自到达市政府北门，现场指挥公安警察驱散一度聚集在政府办公楼的1,000多名大法弟子，而且还对关押监禁这些人的监狱、看守所、教养院等进行细心巡察周密安排，具体指示，薄熙来对公安局与国安局的有关人员下达指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
1999年薄熙来仍是大连市委副书记、大连市长，同年10月马上升为大连市委书记，几个月后被提拔为省委常委；2000年升为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01年升为辽宁省省长。
1999年10月以前，沈阳马三家教养院连年亏损，连电费都不敷付出。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由当地政府按每人1万元拨款给马三家，从1999年10月至2004年，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数已达到4,000余人，那就是4,000万元。
薄熙来到任辽宁之后，把于洪区马三家地带变成了“监狱城”，据《法制日报》报导，“薄熙来省长亲自主持召开省长办公会审定通过了全省监狱布局调整方案，并上报国务院。”之后，这次监狱布局调整被列入辽宁“十五”计划和国债重点支持项目，“是省长工程，位居司法部重点支持的三个省份之首，被誉为辽宁监狱彻底走出困境的‘辽沈战役’。”
从2002年开始，辽宁三年内将投资9.3亿元全省进行监狱改造。仅在沈阳于洪区马三家一地就耗资5亿多元，在2003年建成中国第一座监狱城，占地2000亩，把大北监狱和大北女子监狱等搬到这里。报导称“这是辽宁监狱史上规模最大、投资最多、影响最深的一次监狱改造和调整”。
从北向南的灾难
抽血民资、维持高压，以牺牲整个社会其它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的增长为代价，是江泽民集团在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后，用强权打压、官位允诺、利益输送造成的荒唐局面。
从2000年开始，距离中共权力核心北京周边省份，山东、河北、辽宁、黑龙江、吉林、北京，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为严重的六个省市，政府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不遗余力，侵蚀民财。
在江泽民眼皮底下的北京，首当其冲从公共财政中大肆抽血：根据北京1998年至2002年官方财政数据，2001、2002年北京基本建设的财政预算急剧下降，农业和教育支出也于2002年开始回落，而政法支出增长率的排名，却从1998年的倒数第二跃升至2002年的第一，增长幅度（37%）大于其它所有各项投资预算。而1999年这个分水岭，恰恰是江氏集团大规模打压法轮功的开始。
2001年1月初，据中国公安部内部消息，仅在天安门广场，每天的开支在170万元到250万元之间，那么也就是说，一年就是6.2亿元到9.1亿元之间。这些钱除部分是固定开支外，其余约95%变成现场执勤人员的直接现金收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执勤人员包括：着装警察，便衣警察和借用的社会闲散人员（含临时借用的在押服刑人员）。而且是每天发放，不记名，不签字，按自报工作成果当场成交。据北京财政局内部材料，2001年前10个月，北京市财政局拨款3,200万元用于“处理法轮功”的工作。
抽血民资、维持高压，以牺牲整个社会其它各方面的资金需求的增长为代价，是江泽民集团在发动对法轮功迫害之后，用强权高压、官位允诺、利益输送造成的荒唐局面。
从2016年开始，社会科学院、公众媒体逐渐发现，社保、养老金出现开始亏空。众说纷纭，然而，祸根是从江泽民从2000年开始就埋下了，作为“一把手”工程，调动行政、公检法、财政、教育、外交等全社会资源迫害法轮功，冠冕堂皇地称之为“维稳”，正是这个“维稳”，让老百姓赖以养老、生存的资金变得“不稳”。
据2003年9月17日的《济南日报》报导：去年1年，济南各级党委、政府向派出所投入的资金是过去5年的总和，全市90.1%的派出所得到了新建或改建，市区派出所配备了电子巡更系统，社区警察配备了警务通。据明慧网提供的数据，山东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截止到2004年4月15日已经有106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2002年当年济南市行政及公检法支出61,852万元，增长35.89%（主要是工资性支出的增加，此项增加直接鼓励了人们参与迫害的积极性）。
2003年济南市的行政及公检法支出75,249万元，增长21.66%（主要是工资性支出的增加），并在2004年的预算中增加一项11,540万元专项资金，重点用于公检法司等政法部门基础设施改造。
当地方财政难以支付打压法轮功的费用时，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开始用“国债”资金：
另外，截至2001年12月底，江西省政法系统安排国债项目50项，项目总投资5.33亿元，国债资金1.6865亿元。而中小学危房改造项目总投资0.58亿元，只有政法投资的1/10。
2002年，广东省125个国债投资项目中公检法司项目占64项，共1.85亿元。
重庆市沙坪坝劳教农场法轮功教育转化基地总投资3,500万，衔接国债资金计划1,950万（达55.7%）。
还有“云南劳教系统（近5年国家和省财政共投入劳教所设施建设资金1.6亿元）、四川省劳教系统（截至2001年底四川省劳教基建总投资约1.3亿元，完成3个劳教所的新建、扩建工程，2001年底5个劳教所的改扩建的工程正在抓紧进行）、新疆劳教系统（共累计投入资金2亿2千多万元，新建了4个劳教所，改扩建6个劳教所，布局调整迁建了2个劳教所，对其它劳教所全部重新建设）等等。”
通过对山东、河北、吉林等迫害最严重的省份的调查发现，政法系统的资金投入的增长率往往同迫害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同时，当政官员为获得更多的资金额度，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在经济刺激和行政提拔的鼓励下，各级不法官员更加肆无忌惮。
根据2004年3月17日的官方消息，发行1,100亿国债将用于建“公检法司基础设施”，将“公检法司基本建设”作为投入重点之一。
追查国际的报告总结说，国家财政已无力支撑这庞大的政法开支，只好通过老百姓买国债来填补黑洞，使广大民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持了迫害，同时也深受其害（很显然，这些投入黑洞的钱是收不回来的，而且是没完没了的）。
另外，许多迫害法轮功的资金是以其它方式或名目获得的。例如，武汉市武昌区以建防汛指挥部名义拨款400万，修建监狱式洗脑班基地，周围高墙电网，于2001年6月正式启用。
遍布全国的洗脑班的花费更是无法统计，据北京市妇联主席吴秀萍透露，政府用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人均“转化”费用达五六千元。其投入可见一斑。
据中共国家计委的官员私下透露，中共为维持迫害法轮功政策，几乎耗费了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力。
他指出，外交、国安、财经、公安、教育、外贸、电讯、统战、文艺等领域重大政策的导向都要涉及法轮功问题，国家最好的人才和资源被挪用去对付法轮功；耗巨资到海外办媒体、网络封锁，外交上通过放弃土地、给商业利益来收买以维持与众多国家的外交关系，让这些国家能配合中共镇压法轮功；耗费巨资让国家演出团体到海外对付法轮功的演出；给海外学者和大学提供经费做研究来对付法轮功等等。
他说，若迫害法轮功的政策不改变，谁做中共最高领导人都无法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也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一位中共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私下说：“镇压政策是钱堆出来的，没有钱，镇压就维持不下去。”
黑洞效应在直接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的暴力设施之外，是从全社会各个维度的精细渗透，当站在高点，向下腑视中共及江泽民对于迫害法轮功的全景时，其规模之大、覆盖之广，是世人难以想像的。
黑洞一：传媒业与全部国家宣传机器
中国有2000家报纸、8000家杂志、1500家电台、电视台、千余家网站，中共迫害法轮功以后，这些媒体铺天盖地的造谣。比如《人民日报》在迫害头一个月中就出了347篇诋毁法轮功的文章，每天就有10多篇。
中央电视台仅2002年4月25日至 2003年底，“焦点访谈”，“新闻节目”等栏目，就制作了332个诬陷诽谤法轮功的节目。仅“中国反××协会”就炮制了30多部诋毁法轮功的影视片，每部花费都在百万元，全国各省市地区举办各种诽谤法轮功的大型展览，还印制散发了各种展板、书籍，光盘，小册子，招贴品等，这些加起来又是数量惊人。
黑洞二：教育界、知识界变成了战场
教育部长陈至立强制要求高校开发网络封堵技术，资助各类诋毁、迫害法轮功研究，校园内外举办各类诋毁活动等。如2001 年2月6日一天内，全国100个大中城市的近千个社区的800万青少年，当天共张贴宣传画50多万幅，发放宣传资料1,000多万份，举行集会200多场，当天的材料费用150多万。
从2001年起，四川省每年拨给省社科院100万元用于诋毁法轮功的所谓研究。江还命令各地纠集“反××协会”，“中国反××协会”搞了展览活动近千场次，报告会、座谈会千余场，编辑影视作品30余部。2004年后，还通过中国驻外使馆在海内外大搞诽谤法轮功的图片展，花费巨大。
黑洞三：天空与陆地的全方位监视系统
中共耗资60亿搞了全方位的监视系统“金盾工程”，几十万网络监控人员的工资、开发拦截信息软件，重金购买西方国家网上封堵技术与设备等，都是庞大开支。
一位知情人士称：“每一个安防监控项目，被各路蛀虫吞噬的资金远高于50%！你或许想像不到，价值千元的摄像头被卖到10万元！”
黑洞四：海外的巨资投入
以投资控股、大陆商业利益、购买媒体广告、提供免费节目等为诱饵，对中文和西文媒体加以控制和渗透。2001年据美国詹姆斯通基金会调查，“美国主要四种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星岛日报》、《明报》和《侨报》，都受着中国大陆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要买通这些媒体，中共花费了天文数字。从2000年到2004年，转播中央电视台CCTV-4和CCTV－9的卫星，从8颗急增到37颗，连中共内部官员对此也有大量争议。
为了阻止国际社会对中共人权的谴责和制裁，1999年以来，中共每年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以2001年为例，500多人的代表团，每人按1,500美金（机票加食宿），仅此一项5年开支至少3,000万人民币。更重要的是，为了让各国保持沉默，每次给亚非拉各国官员的行贿黑金都是天文数字。
为了威胁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大批国安、公安特务还被派往海外，收集法轮功学员的个人信息，仅美国南央坊南加州特务人员就达上千名。美国法轮功发言人盖尔-罗奇琳（Gail Rachlin）女士的公寓被中共特工至少入侵过5次，很多海外法轮功学员收到国安的骚扰，2002年6月来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余名学员前往冰岛抗议来访的江泽民，被拒入境，据冰岛媒体披露，根据就是中国方面提供的黑名单。这个黑名单的得来也反映了中共间谍高昂的海外公务费。
为换取各国对迫害法轮功的沉默，江氏集团不惜出卖国家利益，以签订各种协议，大肆从事银弹外交。
黑洞五：迫害政策严重加深了贪腐
自从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后，借用类似“中央文革小组”特别权力机构的政法委、“610”，大肆违背法律，开始他们只是执行命令迫害法轮功，但当这些公检法司里面的人因出卖良知而得到好处后，他们贪婪的心会膨胀放大，并扩散到其它行业和其它群体。
比如很多警察把对付法轮功的酷刑手段用在访民和异议人士身上，连活人器官都敢摘下来卖钱的人，什么贪腐还做不出来呢？中共维稳经费逐年上升，其中不少流进政法委的贪官腰包。
上面这些还只是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黑洞的冰山一角，至于对法轮功在法律、道义、社会、个体的摧残，更是触目惊心，可以说当代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就是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再度把中国拖入崩溃的边缘。迫害法轮功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没有前程。
2019：维稳费与养老金的对撞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结束，一天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来维持，维稳费与养老金已经开始对撞，也就是说，中共及江泽民对于信仰的迫害，已经实实在在与每一个人相关。
中共正在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大监狱。
最近，一则消息表明，中共对民众的监控不断升级。继人脸辨识系统后，中共当局2019年7月2日发布号称全球首个“步态识别”监控系统。目标人物即使将脸遮住，系统也可以通过走路姿态辨认出来。
而在2018年11月20日，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公布了有工业界黄金标准之称的全球人脸识别算法测试（FRVT）结果，排名前五的算法被中国公司全部包揽。而中国获奖公司，均获得了中共官方包括公安部等机构的全方位支持。这让中共的监控“截访”技术处于世界绝对领先位置。
其实这些公司并没有真正的创新，它们的技术都来源于海外顶级期刊和会议公开发表的论文，或者海外存储论文的arXiv网站，以及海外发表程序的github网站。
正常的国家，是运用最新的技术造福于人民，而中共的逻辑从来都是反过来的，是用最新的技术监控、压制国民，即便财政紧张，民生民用出现亏空，但还是不计后果的打造警察国家。
奥威尔小说《1984》的监狱国度，就在眼前，大陆已经是一座大监狱，除了处处都是监控摄像头，微信内容被监视，手机随时被监听，哪怕处于关机状态，警察可以在大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人来检查他的手机。
而2019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公共安全支出仅为1797.8亿元，低于2018的2,000亿元，仅为军费预算1.19万亿元的15%左右。但根据《21世纪经济报导》引述同样是官方发行的俗称“图解‘国家账本’”的数据，公共安全支出占今年235,244亿元的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5.9%，即1.39万亿元，比公布的军费开支还多。
有专家分析指出，这只是中共惯用的“障眼法”，在10年前中共维稳费标准就已经达到每年五六千亿的水平，而社会上越来越民怨沸腾，中共越来越岌岌可危，用来维护其核心统治地位的维稳费怎么可能越来越低呢？
长期追踪中共维稳费的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吕秉权，揭示中共维稳总开支，其实共有三大块，除了“中央本级”维稳费，还有“中央对地方财政补助”维稳费，以及“地方预算”维稳费。吕秉权汇总2011年到2014年数据，发现“中央本级预算”，在“全国维稳总预算”中，每年约占16%到17%，并且年均增长0.275%。因此，从2018年两千亿中央本级预算倒推，可知全国维稳总预算超过1.1万亿元。
中国军费与维稳费预算（单位：亿元）
一边是用于迫害人民的“维稳费”越来越高昂，另一方面，却是不顾老百姓的活命钱日益亏空。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今年4月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其测算结果显示，未来30年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当期结余在勉强维持几年的正数后便开始加速跳水，赤字规模越来越大，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对于此消息，中共予以否认，从网络删除。然而，在其官方数据早已说明一切：2017年12月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有13个地区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可支付月数已不足一年，而黑龙江省的累计结余已为负数，赤字232亿元。
对于法轮功的迫害，一天不结束，一天就需要巨大的资金来维持，维稳费与养老金已经开始对撞，也就是说，中共及江泽民对于信仰的迫害，已经实实在在与每一个人相关。然而，仍然有相当多的民众对法轮功漠不关心，甚至在中共的谎言欺骗中充满仇视，与中共吞噬民资相比，让社会良知淡漠，才是中共最为邪恶之处。
五、潘多拉的盒子──马三家
在所谓的“岁月静好”中，谁能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却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教育法制中心上演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逆天恶行。
自1949年中共窃政以来，三反、五反、镇反、文革中，对于“异己”残酷打击却从来不会公然刊登在任何报纸、媒体上，而是以“私刑”方式在暗中施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中共“整人”的方式也越来越多。
作家铁流曾披露：“土改时，工作组组长就有权力批准逮人或杀人。根本无审讯起诉一说，一批一批押出去毙了就是。把他们从监狱拉出来，对上名字、照片，也不脱衣服，也不赏酒饭，立刻五花大绑，插上标子，甩上刑车，即向成都郊外20里的迥龙寺磨盘山驶去。到了刑场，从车上把他们甩下来，然后由两个解放军提着胳膊，飞快地跑向指定地点。二十人为一批，犯人齐崭崭地跪在地上。被杀的人全打脑袋，子弹均是开花弹。”
被中共视为异议人士的高耀洁女士回忆说，河南豫西土改，她当时被迫分在工作组，“斗争地主的场面，实在太野蛮，拳打、脚踢、鞋底、棍棒、皮鞭一齐上，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伤筋断骨，惨叫哀号之声，不绝于耳。杀地主刑场是用枪顶着后脑勺，从背后斜着向上开枪。一声枪响，头骨的盖便被打飞了，红色的鲜血、白色的脑浆，撒满一地……血腥、残忍、恐怖，使目睹者吓得不自主地全身颤栗，几天吃不下饭。
各村斗地主富农的办法更是五花八门，惨绝人寰。除了用棍子打、锥子捅、绳索捆、石头砸、火钳烫、石灰扑眼、耳朵插捻点灯之外，还有棱角锋利、黄豆般大小的料炭和菠菜籽撒在地上，然后把要斗的人衣服脱光，推倒在地，提住他的双脚在地上面来回拖拉，拖到他半死不活为止。”
在文革中，被迫害的异议人士，被发配至甘肃省酒泉市境内巴丹吉林漠边缘夹边沟、黑龙江密山县的兴凯湖、天津的清河茶淀、青海湖劳改农场，在这些被遗忘的角落，生命像蝼蚁一样被对待，尤其1961年的三年饥荒中，饿殍累累，夹边沟两千余人，生还者寥寥。
20世纪的共产红祸，尚未清算，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为幌子，中共又将物质极大丰富之后的利益、金钱、官位，与数十年整人、杀人的经验结合起来，外表看起来经济建设，第二大经济体，而在高墙之内，中共集数十年杀人、整人经验大成，正在深度的掩盖、包装之下，制造着人类史上的最为惨烈、前所未有的灭绝运动。
如果现在走在中国大陆的街头，你和年轻人说，现在中共监狱、看守所，天天都有人在承受世所罕见的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对方一定认为说这种话的人有毛病，这车水马龙、经济繁华，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即便有，也只是个别的事，不是普遍现象。
元凶江泽民秘密接见马三家狱警
在新闻镜头中，经常可以看到中共对于先进事迹的表扬，例如：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上，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的苏境获“二级英模”称号，并与各学校、机关、企业做“转化经验交流”。
这样的新闻看上去很平常，在新闻联播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索然无味的新闻。人们甚至会嘲讽、反感，会说这些都是表面文章。
然而，在平淡无奇的背后，谁能想到在21世纪的今天，却在中共的监狱、看守所、教育法制中心上演一个又一个惨绝人寰的逆天恶行。
2000年10月的北京，在司法部教育转化工作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召开之后，马三家劳教所的所长张超英，女二所长苏境，受到元凶江泽民的单独秘密接见。
其后，辽宁省司法厅成立了由马三家狱警组成的“宣讲团”，由国库出钱，在全国飞来飞去，到各地劳教所、监狱、洗脑学习班以及一些学校、机关、企业做“转化经验交流”。张超英和苏境具体负责广西、云南等西南各省。
根据中共“610”办公室和司法部的一份内部机密文件，到2000年11月，马三家教养院已先后接待了来自25个省市31批500多人次的参观考察。
2001年2月26日，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政部、人事部、中央“610”办公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同法轮功“斗争”先进事迹报告会。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所长苏境在会上报告转化经验。
张超英后来连升四级，升任辽宁司法厅高官，直接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曾经的马三家小学体育老师苏境，也被连升四级，还成了全国“二级英模”，终身享受百分之百工资待遇。
公开的死亡名额
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其中念道：“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2001年4月19日尹丽萍、邹桂荣、赵素环、任冬梅、周艳波、王丽、王敏、王克一、曲阿姨等十名法轮功女学员，被押到了辽宁张士劳教所。
下车之后，她们被集合起来，张士劳教所两个膀大腰圆的男警过来宣读条例，其中念道：“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
警察传达来自江泽民的指令时，毫无忌讳。
2001年5月1日，尹丽萍被单独押送到龙山教养院。一位良知犹存的警察表示这是上指下派，不干没饭吃。教导员张某小声告诉尹丽萍：“你一定要把你的事让家里人知道，要不然你死了家里都不知道咋死的。江泽民对你们法轮功下死令了，你们死了白死，杀人灭口，明白吗？”在警察的帮助下，在龙山劳教所尹丽萍见到了妈妈、孩子和弟弟……
2001年5月10日，拒绝转化、绝食抗议的尹丽萍，被龙山教养推回了沈新教养院，因为他们怕她死在龙山教养院，影响他们的“转化率”。
5月27日上午9点多，沈新教养院的院长刘晶、大队长宋小石、郭勇，院长助理邓阳及两名狱医、三名狱警来到了禁闭室。宋小石把连夜吊铐的尹丽萍放了下来。刘晶说：“江泽民有令，对你们采取灭绝政策，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你们还犯傻，死了这笔账可别算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沈新教养院的“死亡叮嘱”。
2016年4月14日，马三家幸存者尹丽萍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向世人陈述了她的马三家遭遇。尹丽萍在证词中写到：“在这场迫害中，到目前为止，我认识的十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我了解和认识的有30位法轮功学员被马三家迫害得精神失常或一度精神失常。沈阳的王杰死在我的怀里。”
美国国会议员，面容沉重，默默地听着，有一位议员问道，现在这样的迫害还存在吗？ 尹丽萍回答说：“半个月前，我家乡的法轮功学员李忠渊因为起诉江泽民被判刑7年半。我先生的姐姐刘庆香2014年4月10日因为讲真相被清河区法院判刑3年，还有很多我认识的法轮功学员在马三家监狱遭受迫害。”
中共媒体曾刊登《走出马三家》一文，披露了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部分真实情况：廉价劳作、体罚、蹲小号、电击、上“大挂”、坐“老虎凳”、缚“死人床”……它没敢披露出来的是，为了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中共公然给马三家批了两个死亡名额。
马三家劳教所迫害的宗旨是强迫法轮功学员违心表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一切罪恶都围绕此开展，其口号是：“必须得转化，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主要采用的迫害手段有：罚站、罚蹲、抻挂、上大挂、电棍电击、野蛮灌食、野蛮灌水、打耳光、踢、往墙上撞、毒打、用塑料袋套头、不许睡觉、不许上厕所、非法剥夺接见、强制洗脑、吃严管饭、灌药、药物毒害，性摧残……
在马三家使用的近百种酷刑中，一种最残酷的是“抻刑”，将法轮功学员的手一高一低地铐在两张床之间，恶警分别拽着床两边往外抻，24小时不脱铐，连睡觉都戴着。这种酷刑导致几十位法轮功学员死亡、身体伤残或精神失常。使用的酷刑还有强行对学员注射破坏中枢神经的药物；不让学员睡觉、几十个小时罚站，把学员的手“吊铐”长达12个月，残忍至极。
如果说马三家是潘多拉的盒子，那么被放纵的魔鬼只会比马三家更邪恶……
地狱小鬼转世的女警察
一群中共集中营的女警察同样颠覆了人们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她们与善良温柔、端庄贤淑的中国女人的传统操守背道而驰，演绎出了一桩桩比男人还凶狠的残暴罪行，正所谓党性吞噬人性。
历史学家凯瑟琳﹒科姆佩斯在其著作《女性作恶者：纳粹制度下的女人们》一书中，翻看那些纳粹女战犯的照片，很难相信她们竟然都是些人面兽心、十恶不赦的女魔头。然而她们的罪行确实令人发指，成百上千的女囚就死在她们的手里。她们同男人一样残酷无情，是大屠杀的帮凶。她们同男人一样沉迷于折磨人的残暴运动，有的集中营里的女看守甚至比男看守还凶残。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群中共集中营的女警察同样颠覆了人们对东方女性的看法。她们与善良温柔、端庄贤淑的中国女人的传统操守背道而驰，演绎出了一桩桩比男人还凶狠的残暴罪行，其展露出的蛇蝎心肠和穷凶极恶丝毫不亚于纳粹女战犯，以致人们不约而同地称她们为地狱转世的女魔鬼。
以虐杀灵魂创收的邱萍
马三家女子劳教所中队长邱萍，被中共喉舌央视称为“东方之子”，并如此夸耀她的成绩：“在近3年的工作中，经邱萍亲手转化送出马三家的学员就有近百人。”劳教所每转化一名法轮功学员，上级拨款1万元，也就是说，邱萍已经为该所创收近百万元了。然而，邱萍的每一笔创收都是以对法轮功学员残暴的肉体折磨和精神虐杀换取的。
2000年，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因不放弃信仰，经常被逼迫在走廊里站到后半夜，见她不妥协，邱萍就用四根电棍电她；还让邹桂荣倒立和长时间半蹲着；后来又让她撅着，让她马步站桩，好几个人轮着殴打她。她的脸被打肿了，眼睛充血，胳膊青一块紫一块，都这样了，还是不停地打下去，直到木棍断了才停手。
有一次，邱萍等人把法轮功学员苏菊珍拉到沈阳的某医院精神病治疗处，强制她服用破坏神经中枢的药物。不久，苏菊珍被迫害致精神失常，四肢不能活动，目光呆滞。她们让苏菊珍撅着，两手不许放在膝盖上，命佟艳玲拿一根小棍看着，只要苏菊珍手一拄膝盖，佟就拿小棍打她手，就连上厕所都不让她直腰。就这样连续七天七夜。
邱萍见罚蹲对她不起作用，又用电棍电她。她回到监室时，全身没有一处好地方，手背都被电糊了。
逼人跳楼的张秀荣
张秀荣，马三家劳教所二大队大队长，因做强制洗脑“转化”工作得力，被评为省里“劳模”。
1999年12月，张秀荣将锦州的李平铐在楼下操场的篮球架上，下了一夜雪。早晨起来，窗外白茫茫一片，狱警一看人没了（他们最怕跑人，她们会丢饭碗的），忙带人下楼找，后在雪堆里扒出李平，面部肌肉冻僵，失去表情，手脚失去知觉，抬上楼，缓和缓和，才渐苏醒。
张秀荣多次指使犯人在夜晚对她打骂、电击。她是被扒光衣服投入男牢的十八名女大法弟子之一。
2001年1月17日为了向外界显示其所谓的“转化成果”，“马三家”举办了第五次所谓的“政策兑现大会”。当时辽宁省省委书记闻世震等省级官员和多家媒体出席了那次会议。
马三家选出了三分队的王春英代表解教人员上台发言，当时她已经被马三家“转化”成打手和帮凶。当她讲“马三家这里面‘春风化雨、警察像妈妈一样，这里没有迫害发生’时，法轮功学员邹桂荣在台下突然站起来指着她说：“你在撒谎！”
邹桂荣刚出口这句话，一群警察和打手迅速围上来，把她按倒在地。当时坐在台上的闻世震和省里及马三家的院长十几个领导同时都站了起来。当时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辽宁电视台等新闻媒体在现场录下了当时的场面。
邹桂荣被带到楼上，张秀荣把门从里面划上，将其按在地上搧耳光，嘴角被打出血，张秀荣对邹说：“你不是说马三家迫害你吗？我今天就迫害你。”穿着皮鞋的脚对邹一阵拳打脚踢，踢腿，踹胸口窝，还气急败坏的从抽屉里找出锁头砸脸，邹的脸被砸的青一块，紫一块。
她还用两手死死箍住邹桂荣的脖子，她箍得邹喘不过气来，她反复箍邹三次，最后她从办公桌里翻出一个刀片，让邹割脉自杀，邹不从，她就把刀片强行塞到邹的手里，按着邹的手让邹“自杀”。
第二天，张秀荣气得疯狂似地把邹弄到办公室，又是一阵拳打脚踢。邹桂荣被打，王乃民和张秀荣对邹桂荣说“谁看见打你了？谁给你作证”？
张秀荣端面条喂“学员”饭，这些都是即景之作，三分钟录像完毕扬长而去，电视上的女警察和电视下的女警察判若两人。电视上的女警察笑语盈盈，电视下的女警察如恶魔一样残暴、凶狠。数日后，邹被带到一间屋里，恶警张秀荣打开窗户逼邹跳楼。邹桂荣于2002年4月底被迫害致死。
马三家，苏家屯，成了人间地狱的代名词。
伥鬼江黎丽
湖北省洗脑班二中队副中队长江黎丽，原是沙洋劳教所警察，在那里打磨出一身的下流之气，满脑子是中共灌输的邪恶：“你还跟我们讲法律？你知不知道公检法是一家，都由政法委领导？政法委由共产党领导，共产党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蚂蚁。明天把你拖出去枪毙就说你是自杀，给你家属一盒骨灰了事，或者把你弄到医院割几个器官，就像给你看的苏家屯事件，然后再把你一烧，连骨灰都不给你的家人，你又能怎样？”
2009年9月，一位赤壁的婆婆在洗脑班喊“法轮大法好”，江黎丽和彭刚不仅用电棍电击她，还疯狂地卸掉了婆婆的下巴。江黎丽用带塑料壳的《转法轮》书打段姓法轮功学员的脸，将其脸、鼻子打变了形；用电棍电击湖北省中医院的邹丽玉，并拽住邹丽玉的头，让警察、犹大八个人围住邹丽玉暴打。
2010年7月，江黎丽一面打王晓鸣耳光，一面叫嚣：“我不怕下地狱！”“我不怕遭报应！”江黎丽抓住王晓鸣的头发，狱警邓群猛打。
后来，邓群先把一张板凳的铁脚压在了王晓鸣的已经肿起的脚趾上，再将自己180多斤的身子蹦起来，身子重重地落在凳子上，王晓鸣的脚背脚趾几乎断裂。江黎丽又抓起王晓鸣的头发拖拽……
变态虐待狂张小芳
年仅30多岁的四川省楠木寺女子劳教所七中队队长张小芳，被人称为十恶禽兽暴徒。此人脾气暴躁、性情古怪、心狠手辣，却因在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中表现“积极”，被四川省评为“十佳青年卫士”。
张小芳常采用的折磨人的办法有：延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量，吊铐，用警棍、电棍、狼牙棒、钢筋条等刑具毒打，整天面壁站立十七八个小时等等。
为了逼迫大法学员放弃信仰，寒冷的冬天，张小芳唆使犯人将她们弄到小间，脱掉衣服，将双手反绑背后，用绳子把头颈和双盘着的脚捆在一起，将人绑成一个球形。一般人这样一会儿就受不了了，而法轮功学员一捆就是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20多个小时，期间还被拳打脚踢。
恶人们害怕她们痛苦的叫声被人听见，将嘴蒙住。从那里走出来的大法弟子，个个都是鼻青脸肿，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走路一瘸一拐的。有的走着进去，抬着出来，有的几个月过去了腿也没好。
张小芳还对拒绝转化的法轮功学员每次灌五杯水，每个人都被灌得肚子滚圆，却不许上厕所。有的控制不住尿顺着裤子流下来，恶警就唆使犯人脱掉她的衣服，用衣服把地上的尿抹干，然后把衣服一件一件地扔进垃圾桶里。冬天室外冷风飕飕、寒风刺骨，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冻得全身发乌。恶徒们还丧心病狂地把法轮功学员的头按到地上舔尿。
40多岁法轮功学员朱银芳，2003年4月25日被送到七中队，因她抵制殴打等迫害，恶警叫了二十几个打手（由吸毒犯、抢劫犯、贪污犯组成的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打手）对她强行灌食，据说灌进了半袋多盐，不到两天，就将她活活地迫害死。
疯狂折磨数百人的宋书琴
山东招远市玲珑洗脑班第一任头目宋书琴，由镇政府一名普通妇女干部，蹿升到“610”副主任的职位，还被招远市妇联主办的“招远市巾帼十杰”活动提名为20名候选人之一。
然而，在电视上被宣传为先进人物的宋书琴，被人称为女魔头。她心狠手辣，打起人来歇斯底里。对宋书琴而言，打人、将人打残、酷刑折磨甚至注射毒针都是家常便饭。很多人当场被她打昏死过去。
在宋书琴任洗脑班头目的三年里，遭到她疯狂折磨的有几百人，上有耄耋老人，下有稚嫩的初中生，最小的甚至不满2周岁。
2001年夏季的一天，宋书琴指挥七八个恶徒用棍子、拖把从头到脚殴打两位女大法弟子至全身青紫。别的恶警打不动了，宋书琴却正打得兴起，她一把扯下脚上的高跟鞋，用鞋跟在大法弟子脸上乱抽，大法弟子被打得鼻青脸肿，耳朵出血，嘴肿得张不开。
该大法弟子很长时间无法进食，宋书琴借机指挥恶人往大法弟子鼻孔胡乱插管灌食折磨，每次都将鼻孔插破，鲜血直流。接着她又强迫这位大法弟子面壁站立六天六夜，一阁眼就打。
宋书琴见这位大法弟子仍不“转化”，又扯下高跟鞋朝她脸上抽。该大法弟子被抽得呕吐，口中流血，宋书琴逼迫她将嘴里的鲜血和呕吐物一起吞下。她又给这位大法弟子戴上手铐脚镣绑在老虎凳上十天多，还故意放蚊虫叮咬。
宋书琴给人注射毒针和勒索钱财是配套采用的，敲骨吸髓本领堪比吸血鬼。2002年9月，宋书琴给女学员邵某注射毒针，导致她全身疼痛难忍，并呈黄色，起斑块，生命垂危。后把她绑在铁椅上七个多小时，关进小号由恶徒轮流折磨她，12天不准她阁眼，不准出门上厕所。
宋氏大发淫威，一次关押她105天，还嫌不够，又勒索了2,500元。凡是进洗脑班的，她一个不放过（官方数字一千多人）。多则上万，少则过千，榨取多少，随口而定，原则是整得你无法过日子。所敲诈钜款一律无任何凭证，这些血泪钱被“610 ”和洗脑班恶徒吃喝、送礼、发奖金、贪污，中饱私囊。
凶狠歹毒、欠有人命的宋书琴被中共记功授奖，电视露面，上报典型，火线飞升。
公元9991年的“牙刷帝国”
2011年3月出版的《牙刷》，为后现代诗歌体小说，内容简短但震撼人心。小说描述的是：“公元9991年，共产主义统一了地球。国号牙刷帝国。掌权者废除了所有的法律。并禁止国民公开讨论法律。但仍有追求自由、民主、法治、尊严的人不甘被奴役。成立了一个名叫‘公论法’的松散团体进行抗争。”
作者杜斌，是前《纽约时报》摄影记者，也是拍摄《小鬼头上的女人》揭露马三家劳教酷刑的良心作家。
杜斌说，我曾当面给过七位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得主，递给他们时，我告诉他们：“请不要在我的面前看这本书。”
2013年6月1日，在北京丰台右安门派出所，传唤并审讯我的国保们问：“你为什么要写《牙刷》这本书？”
杜斌答：“是马三家女子劳教所的’‘牙刷刷阴道’这种酷刑给我的灵感。我虚拟了一个发生在公元9991年的牙刷帝国的后现代的故事。来纪念人类这一伟大的发明。”
作品隐喻1999年中共对法轮功发起的迫害。《牙刷》描写在极权监狱里，狱卒用牙刷插入女性囚犯的阴道这样一种灭绝人伦的酷刑。这种酷刑正是法轮功学员向国际社会曝光的酷刑。
杜斌在《牙刷》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书所有文字基于女性殉难者和幸存者的证词，来恸悼人类的灭绝。书中描述的性酷刑、灌食、水牢的情景，也跟法轮功团体写给联合国的“中共迫害人权报告”吻合。
书名《牙刷》指的是劳教所对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性酷刑之一，将多把牙刷刷毛朝外绑在一起后在女性下体施暴，这也是《小鬼头上的女人》纪录片中提到的法轮功学员信淑华所遭受的性虐待。
《牙刷》一书，除种种不堪想像的性摧残之外，还描述灌食、水牢、涂上粪便的卫生巾塞满嘴里等等邪恶的劳教酷刑。
就在2013年4月7日，大陆各大媒体转载了一篇过滤了法轮功学员的有关马三家女子劳教所酷刑的报导后，杜斌《小鬼头上的女人》勇敢突破中共禁忌，以镜头呈现马三家劳教所宛如阴阳交接的魔界，其让人间成地狱，甚至比十八层地狱还恐怖的：老虎凳、死人床、抻床、吊铐、灌食、铁椅子、小号、地锚、约束衣、包夹、电击、大挂、地锚、卡齐、灌水、火烫、开锁……等种种酷刑，不但逾越人类肉体所能承受的极限，也超乎人类想像所能穷尽的地步。
2013年6月4日，中共央视与新华网共同报导了同一个消息，称法轮功学员拍摄酷刑演示图片是“伪造”。报导特意对“牙刷拧指缝”的酷刑进行了描述，并说法轮功学员准备演示的酷刑有25种。
中央电视台也可以让最高法院的法官“镜头认罪”，可以拍摄出“有图有真相”的新闻，然而，它不能让确凿无疑的事实“人间蒸发”。
“牙刷酷刑”，何止仅仅是马三家的专利。
山东潍坊诸城居民窦金宝，2003年6月28日被劫持到昌乐劳教所。警察攥住窦金宝的两个手指，在指缝里插入一把牙刷来回转动，这叫“吃烟卷”。
河北省怀来县北辛堡乡蚕房营村村民陈爱忠，2001年被绑架到北京海淀区看守所。一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楞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这叫“开锁”。
家住四川乐山五通桥桥沟街十组三号的谢吉甫，2002年11月被绑架到五通桥看守所。犯人们用牙刷夹在指缝里，把手指尖捏着，牙刷使劲绞，直到绞得流血，肉都绞烂了才罢休。这叫“干煸四季豆”。
2008年7月9日上午8点多钟，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城郊林场职工王南方被清原镇派出所绑架，恶徒用牙刷把一根一根的拨动肋骨，那种痛苦用语言是无法表达的。这叫“点排骨”。
如果上述这些都是能叫出名称的酷刑，还有许多以牙刷为刑具的叫不出名的酷刑。
刷肛门后刷牙：原南阳市工商局长王铁壮，2002年被绑架到河南第三劳教所，用牙刷刷肛门，然后再逼他用来刷牙。
刷喉咙：在黑龙江伊春市劳教所，伊春市金山屯的法轮功修炼者陆诚林绝食反迫害，嘴巴经常被撬得满嘴鲜血直流，恶人趁机用牙刷刷他的喉咙。
刷伤口：2002年冬天的一天，广东三水劳教所狱警将开水从肇庆市法轮功学员林凤池颈部倒下，致使林凤池的后背和前胸大面积烫伤，而后再向他的伤口上抹盐，然后用牙刷刷伤口。
扎脚心：在沈阳张士教养院，2001年12月的一天晚上，教导员宋百顺带领六名犯人把绝食四天的沈阳法轮功学员张国义带到一个被称为“天然冰箱”的大屋子。宋百顺让此六人强行把他按在乒乓球案子上，两个犯人将张国义的手脚按住，每人拿一把硬塑料牙刷，用牙刷柄猛剜其脚心。
插肛门：住辽宁葫芦岛兴城温泉花园的法轮功学员佟力军，2000年底被绑架到兴城看守所，恶徒用四五支牙刷捆在一起插入他的肛门，像拉锯似的来回刷。
捅阴道：这种酷刑极其的残暴和无耻，大面积的发生在女性法轮功学员身上。
2002年，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看守所，汉台区公安分局政保科科长马平安，指使恶警门全秀利用吸毒犯张莉等人，摧残法轮功学员杨秀莲。恶人强迫杨秀莲成大字形靠墙站立，两人分抱两只胳膊，两人分抱两条腿，还有两人在下方用牙刷刷杨秀莲的阴道。
2003年，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警察，用四把牙刷毛朝外绑在一起，捅入法轮功学员杨粉霞的阴道。
2002年9月21日，大连教养院大队长万雅琳，指使犯人迫害大连湾港务公司职工常学霞。犯人用牙刷刷常学霞的阴道，没见血，万雅琳就叫犯人上厕所拿长把儿鞋刷子刷，并在常学霞身下放个盆，看流不流血，直到造成大流血才放手，导致常学霞半个月不能动。
家住湖南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新六号的法轮功学员康瑞其，已经60多岁了，一生未婚。2006年，康瑞其被绑架到白马垄劳教所，警察唆使吸毒犯对她毒打、罚站、罚跪，逼她放弃修炼，未达目的，又把几支牙刷捆扎一起，插入她的阴道，来回搅动，当即鲜血淋漓，康瑞其疼得死去活来。
一把普普通通的牙刷，就能制造出如此骇人听闻的酷刑种类，一根上万伏的电棍，一具冰冷的老虎凳，一张固定四肢的“死人床”，一付铁制的手铐，又能演变出多少种酷刑呢？
（待续）
转载明慧网
责任编辑：李洁思、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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