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08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宋唐、易如采访报导）8月7日，由于中共反间谍法不允许数据出境，全球律师事务所Dentons不得不拆分中国业务，这是该法驱使跨国公司逃离中国的最新一例。
专家表示，跨国公司在数据方面会碰到越来越多中共法律上的障碍。中国大陆和国外正形成两个不同体系，好像要回到冷战时代。
全球最大律师事务剥离中国分部
Dentons律师事务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分拆是为了回应“中国（中共）政府最近对中国律师事务所的要求，包括与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有关的要求”。
声明中还说，Dentons将“继续与大成合作，满足中国以及该公司开展业务的80多个国家客户的需求”，但“不再是Dentons集团（Dentons Group）的成员，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与大成建立‘首选事务所’关系”，香港办事处仍将是Dentons律师事务所本身的一部分。
最显着的变化是公司徽标和品牌的更新，将恢复到2015年之前的做法，公司标识“大成Dentons”的汉字将被取消，并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
分拆前，大成律师事务所在八十多个国家的二百多个地点，雇用了21,000名专业人员。公司发言人证实，如果按人数计算，该公司仍然是最大的。
今年四月，中共当局修订了《反间谍法》，使得外国公司在中国对业务变得更加困难，该法禁止传输任何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信息，但没有定义哪些数据属于这一类别。该法还允许当局访问数据、电子设备和个人财产，并阻止个人离开该国。
一位熟悉Dentons决策的人士告诉DealBook ，这使得遵守行业的法律标准和最佳实践，变得不可能。例如，一项要求中国公司对外国实体保密客户和员工姓名的规定，给美国律师带来了棘手的问题，他们在接受新客户之前，必须检查与现有客户的冲突。
“他们被迫分拆了最具历史意义的律师事务所合并交易之一，” 法律咨询公司Zeughauser Group的肯特·齐默尔曼 （Kent Zimmermann）说。他补充说，他们真的别无选择，这为许多公司提供了一个离开中国的机会，因为他们发现，在中国业务无法维持下去。
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驻上海的副总监南利斯特（Tom Nunlist）对彭博社表示，“事实上，我们将看到更多公司因此分拆中国业务——甚至会中断合作关系。”
他说，“要按照相关法规对数据安全、数据出境安全评估会是非常严格和繁琐的，或者至少说可以非常严格的，这对每个人来说绝对是一场噩梦。”
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告诉大纪元，最主要当然还是跟中国大陆的数据监管有关，尤其是《反间谍法》的修正案通过，包括数据安全、数据安全出境等等。在大概一个多月前我们就大概预测说，中国大陆的外资会呈现两个状态，一个是会大幅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最近数据已经显示对华投资呈现衰退状态。另外一块是外资把它在大陆的业务分拆，避免所谓的数据出境问题。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DAVY J.Wong）对大纪元表示，根本原因是中国（中共）法律规定这些数据不能够离开中国，不能够为境外公司所使用或者调阅，所以它是必须要符合相关法律。
“Denton把中国业务从其它国际业务中分拆开来的做法，在未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基本操作及一种趋势。基本上要处理中国跟国外业务，国际跨国公司都会把数据和业务分拆开来。”
苗头在2015年就埋下
2015年，当时正值“一带一路”项目启动、中国对外投资收购以及外国对华投资，渐渐达到顶峰之时，根据中共国家统计局数据，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和保险）额达1701亿美元，吸引外资直接投资（不含银行、证券和保险）实际额1260亿美元。
当年11月份，Dentons与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正式合并，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在标志还特意添加了两个汉字，变成“大成Dentons”。
《纽约时报》2015年报导说，外国律所及律师被禁止在中国国内开展业务，只能提供有关外国法律的建议，比如处理收购中国公司的监管许可问题，或为外国委托人代理中国国内的诉讼案件。
因此，大多数外国律所在中国只有几名外国律师，且只在大城市开设办事处。而拥有逾4000名律师的大成，几乎所有律师都在中国。
与大成等中国律师事务所关系密切的客户，往往大多没有强大的海外业务，因此很难进行境外交易。合并后，Dentons代表的中国公司将在美国、欧洲和其它地区寻求Dentons律师的建议，而Dentons的客户，也将就中国的项目和举措寻求大成律师的建议。
由于中共法律禁止国内和国际律师事务所全面合并，因此两者的合并选择了瑞士联盟结构，这意味着Dentons和大成将保持各自的独立财务，但共享客户。
但合并初期，人们就已经发现了根本性弊病，即中共法律系统与西方不可能相互融合，以及互联网信息传输问题。
一位美国律师事务所的中国合伙人告诉《金融时报》，“我们外国法律界的许多人都持怀疑态度”，“这（合并）不可能成功的真正原因是，这种合并规模造成了难以克服的利益冲突，并导致文化、职业道德和治理方面的冲突。”
齐默尔曼也表示，中国“缺乏西方式的法治，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加之政府、司法和商界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使得中国律师和客户与西方律师和客户的日常体验和期望截然不同”。
大成律师事务所创始人彭雪峰也承认，除了文化差异以及管理制度衔接上的难题，网络体系上的风险控制也是一个问题。
公开资料显示，大成律师事务所的业务包括：公司与并购、跨境投资与贸易、“一带一路”研究建设中心等。“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境内外机构，均可共享大成全球法律服务网络内的项目信息、专业知识、业务经验、专业人才、社会关系等资源。”
Dentons的拆分，也与其在大陆业务的缩减有关。随着中国经济普遍放缓，以及美中之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给投资者带来的跨境交易方面的压力， Dealogic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涉及中国的并购总价值仅为2.21亿美元，而去年同期为34亿美元。
中共《反间谍法》正迫使跨国公司逃离中国
Dentons分拆中国业务，是中共反间谍法迫使跨国公司撤离中国的最新一例，总部位于纽约的Proskauer Rose公司6月份也表示，将关闭其中国大陆办事处，而Ropes & Gray正在“将部分中国资源转移到香港”。
中国欧盟商会6月份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3》显示，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将总部与中国业务“脱钩”，“主要是为了管理风险”。近四分之三受访企业表示其IT和数据存储设施已实现本地化。在过去五年中，公司员工本土化程度显着，16%受访企业表示其中国业务已无外籍雇员。
该报告说，“这既不利于欧洲在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中国。为中国及世界其他各地建立两个不同的体系，意味着全球经济规模带来的总体效率降低；外籍雇员流失也会导致知识和经验交流的减少、产生沟通障碍；企业可能因此推迟投资计划、甚至关闭在华业务。”
一些拥有海外业务的中国公司，也纷纷将公司拆分为本土和海外两部分，或将总部搬迁或注册到海外，包括拼多多和全球子公司Temu、快时尚零售商Shein、电动汽车制造商Nio和IT服务提供商Cue等等。
在中国押下重注的外国公司正在夹缝之中挣扎，它们需要重新考虑在地缘政治高度紧张和各司法管辖区监管要求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如何重新构建企业结构。
大众、通用汽车公司、星巴克、英特尔、特斯拉和苹果公司，都在中国拥有广泛的业务。而银行业被认为是最敏感的行业之一，掌握著有关中国借款人的数据。摩根士丹利已开始在中国建立自己独立的业务系统，以遵守当地数据和信息相关的法律，该系统也与公司的传统全球业务平台不兼容。
黄大卫表示，总体来说，由于新的国安法和数据安全法的法律增加之后，进入中国的一个市场风险是，他们可能没办法获取一个相对准确、全面的中国经济数据和社会发展数据。这对于一个投资来说，会造成一个不确定风险。
黄大卫举例说，像日本企业搞的氢能源汽车，如果它想进入中国，它要知道中国目前氢能源汽车的政策和市场数据，如果政策不稳定不公开（是否与电动车待遇不同、有无补贴和有无加气站规划等等），市场数据（新车新增容量、人均收入、GDP真实数据）没有拿到，如果不确定的话，是没法开展业务的。
“不同行业可能区别还比较大，像德国Linda Gas的Linda汽体，还有德国的大众企业做机械生产，还是非常热衷于进入中国，他们对于中国市场的信息来说，并没有像其它企业要求严格，因为他们都是卖一些工业产品，但从大方向来说，或对市场来说，以及对外资企业来说，都是相对负面的一个情况。”他说。
相互脱钩 重回冷战时代？
美国最新对华投资禁令，也将进一步推动美中脱钩，《华尔街日报》评论说，两国不得不脱离数十年来为双边关系提供压舱石作用的经济和商业联系，新的投资限制措施可能会加速两国进一步疏远的势头。
风投公司曾经大举涌入中国，现在这些公司已纷纷撤出中国，今年6月份全球顶级风投公司红杉资本已宣布剥离大陆业务。根据Crunchbase的数据，2021-2022年，美国对中国初创企业的投资下降了逾30%，而且今年很可能进一步下降。
“此举传递出的真正信息是，这是企业和投资者必须考虑的持久趋势。”保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员、供应链情报公司Horizon Advisory的联合创始人内特·皮卡西克（Nate Picarsic）表示，“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风险已成为一个永久性问题。”
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的合伙人安德鲁·波尔克（Andrew Polk）表示，虽然由他提供顾问服务的一些美国公司仍然对中国市场感兴趣，但许多公司已经越来越犹豫。
波尔克称：“我们总是说中国市场的风险调整回报，已经发生巨大变化，这一点也引起我们客户的共鸣。”他表示，“因此，我们看到许多公司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其中国战略，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改变战略，但他们现在正对战略进行压力测试，因为我们显然已经处在一个新的环境当中。”
黄大卫表示，由于北京有关数据的相应法律不断出台，内容都会很广泛，越来越多的境外公司拿不到中国数据，哪怕通过国内的手段拿到数据的话，使用也会有一定风险。
“可以肯定，信息会越来越窄，然后就是信息断层。要判断中国市场或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是越来越困难，会碰到越来越多法律上的障碍和限制，这是无庸置疑的。”
王国臣表示，现在的美中都是采取某种程度相互脱钩，中国大陆不准数据往外流，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对于投资中国大陆也设限，美国母公司也没办法汇钱到中国大陆子公司，中国大陆子公司必须在中国市场筹钱。
“在这种金钱、资讯都没办法交流的情况下，子公司跟母公司的关系是什么？这对整个产业供应链或跨国公司，都会产生一种巨大冲击。以后可能就是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是一个体系，而美国、欧洲或其它地方，又是另外一个体系，那就有点像回到新冷战的情况。”
责任编辑：林妍#
抢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