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穷人 繁华都市里的另一面

露宿街头

新加坡虽然是个小国,却有着骄人的经济成就,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已经超过了德国甚至美国等世界发达经济体。新加坡也以高效的基础设施、相对的安全性和低税收吸引了众多世界富豪,它是世界上拥有人均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

在这个光鲜亮丽的繁华都市里,人们被触目所及的高楼大厦和各类时髦的现代化设施所惊叹,却往往忽略了在这些耀眼的光芒下,有很多人却在为了每日三餐而苦苦挣扎。新加坡在连续第三年蝉联经济学人智库(EIU)评选的全球最贵城市的同时,也推动着这个人群的扩大……

露宿街头的人

近日,NextSingapo网站刊登了这样一篇文章,题目为《另一面的新加坡:繁华都市里那些露宿街头的人们》:

“在升菘超市旁边,振瑞路组屋区,……快到晚上11点钟的时候,夜渐渐静谧,大多数人都已经归家。几个提着塑料袋的老人占据了休闲区的长椅,和衣而卧。他们自称是无家可归的人,塑胶袋里装着他们所有的家当。

这一幕每天都会上演。他们拒绝政府或者义工组织的帮助,宁愿这样自由而散漫的活着。 (感谢新加坡四季如夏的天气!)

附近24小时餐馆的老板和工人对他们都很熟悉,有时候会拿卖剩下的食物给他们吃。‘如果他们愿意做工,他们也可以有个固定的收入‘,一位食阁工人说, ’可是他们从来没有来应聘过’。

他们在食阁空闲的座位上休息,从来不向人们讨要食物,只是偶尔会吃人们剩下的。

之所以有这么多无家可归者聚集在振瑞路附近,大概是因为附近的佛教居士林会发放免费的餐点。”

文章说,这些人在公共厕所洗澡、洗衣服,然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却拒绝帮助。

“实际上,从政府的基层管理人员到义工组织,新加坡能够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协助的组织并不少。大多数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得到来自社会的帮助,比如为他们安置住所、得到医疗照顾或者介绍工作,而一些无家可归者拒绝接受帮助。

他们有些是个人原因,比如觉得这样在外面更自由,也不需要做什么,感觉挺好的。也有些是精神状态问题。”

从拥有五房式组屋 到一家八口租住两房式

没有家庭的人可以露宿街头,有家庭的人却没有选择。《海峡时报》在今年2月就报道了这样一个例子。

52岁Leck先生曾经过着舒适的生活。他曾拥了一辆面包车,开了一个人的快递公司,他的妻子Chen女士在金文泰有一个卖礼品和鲜花的小店。他们和三个孩子住在白沙一个五房式单位,甚至能雇得起女佣。

如今,这对夫妻和他们现在7个孩子中的6个,住在金文泰一个租来的两房式组屋内。Leck先生因为心脏问题和高血压而不能工作,他的妻子则留在家里照顾孩子。他们唯一的收入是每月来自于“社区关爱捐赠基金”(Community Care Endowment Fund,ComCare)的 1,200元。

作为会志愿者,Leck先生曾经在白沙 – 榜鹅集选区人民行动党支部每周与民众会面时,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居民写求助信。而现在,他自己却要去见金文泰的议员寻求经济援助。

Leck先生的问题始于2003年SARS爆发期间,由于没有生意可做,他在一年后关掉了他的公司,然后开始驾驶德士。Leck先生说:“我每天不停地开车约18小时,没有换班的搭档。”

尽管如此,他仍然无法按时偿还他的五房式组屋的贷款,所以他把房子卖了,买了文礼的三房式组屋。2007年,他因无法偿还超过1,000元的法庭和交通罚款而被关进监狱。在监狱里,医生发现他有心脏问题,因而导致呼吸困难。

出狱后,他仍去驾德士,但在一名乘客投诉后,他的职业执照被陆路交通管理局撤销。

Leck先生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当他尝试做保安工作时,在第一天巡逻时就几乎晕倒。他说,医生们后来确诊,他不再适合工作。

失去固定收入后,Leck先生无法偿还房屋贷款,所以建屋局在2011年收回了他们的三房式组屋,而分配给他们租赁的两房式组屋。

除了“社区关爱捐赠基金”,家人也从非盈利组织“触爱社会服务”(TOUCH Community Services)每月收到150元。

社区发展理事会一直试图让42岁的Chen女士重新工作。 “我尝试在升菘超市工作,但不得不停工,因为他们希望我值夜班。” Chen女士说: “如果我值夜班,我就不能照顾我的孩子和丈夫。”

他们22岁的大女儿去年结婚后搬了出去,租住在同一栋楼里的另一单位。他们21岁的儿子从中学辍学后,做了一名兼职包装员,并参加夜校。他们还有五个在读书的孩子,年龄介于7岁至18岁, 三个在小学,一个在中学,一个在技术教育学院。

Leck先生说,他很担心家庭的财务状况。他的一本存折上的结余为零,另一本只剩下0.66元。他说:“在月初收到(社区关爱的)钱,在每月20日左右就耗尽了。”

这个家庭每月花费约600元在食物上,160元用于支付水电费等服务,另外165元用来支付房租,剩下的用于孩子们的教育。

被忽视的严重问题

“记得在美国上大学时,新加坡人Kevin Seah看到人们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外大排长龙。27岁的Kevin Seah说:‘那是我对贫穷的印象。乞讨,无家可归,但在新加坡,你看不到这一切。’”

“所以,当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毕业后回到新加坡,开始参与一个推广运动,旨在提高对新加坡贫困问题的认识时,才惊讶地发现一些有关穷人的惊人的统计数据,他说:‘大约有10万5,000个家庭,每月收入低于1,500元……’”

“确实,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院长马凯硕教授在2001年声称,新加坡已经根除了贫困。他说,‘在新加坡没有无家可归者、穷困或挨饿的人’ ,该言论被一些人认为过于笼统。”

以上是2013年10月发表在《海峡时报》的一篇报道,题目是“看不见的穷人?”(The Invisible Poor?),显示出新加坡存在贫困问题,却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确实,在新加坡,你看不到乞丐,也看不到贫民窟,这得益于新加坡的法律和公共组屋政策。在新加坡,乞讨是违法的,拥有至少两次乞讨记录者,可被罚款高达3,000元和坐牢长达2年;而公共组屋政策则有效地实现了各阶层的融合,让85%新加坡人都过着相同的组屋区生活,看不出贫富差距。

所以,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蔡明发才会说:“也许我们在隐去这个(贫穷)问题方面做得太好,才导致(贫穷)问题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浮现。”

但事实上,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加大,衡量收入分配不均程度的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多年来一直维持在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之上,并且已经从 2002 年为 0.442上升至 2012 年的0.478,显著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

不仅如此,新加坡管理大学的连氏社会创新中心(Lien Centre for Social Innovation)在2013年底公布的一项研究估计,10%至14%的新加坡常住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的标准是一个4口之家月收入在1,250新元或以下。

而根据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经济学副教授许荣达(Hui Weng Tat )在其2013年的报告中的估算,在新加坡 200 万劳动人口当中,约有12%的人每个月赚不到 1,000元,而一般人每个月起码要赚 1,400 至 1,500元才能应付生活开销。

如何帮助这些穷人

连氏社会创新中心去年的一项研究揭示了导致穷困的一些根本原因:由于廉价的外国劳动力的涌入,低收入工人的工资被挤压;以及工人被排除在经济增长之外。而社会工作者发现,在新加坡真正贫穷的人,大多是不能正常工作的老人和病人,再就是那些收入跟不上花费上涨的人。此外,失业、医疗或家庭问题也会推动更多的人寻求帮助。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以文化为中心进行研究和评估的CARE中心(The Centre for Culture-Centred Approach to Research and Evaluation)在近期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低收入的新加坡人不是住在临时或公共的租赁住房,就是无家可归;他们的每月家庭收入在1,500元或以下,有些则依赖于公共援助,每个月从450元到1,180元不等;因为没有足够的储蓄或收入,他们无法负担医疗保健;因为没有粮食保障,所以他们吃便宜的、没有营养的食品,并减少每日用餐次数。

尽管有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但是低收入的人不知道如何获得相关信息,以及如何向相关机构求助;另一个显著障碍是,他们要根据各机构设定的要求提交申请程序,而他们中的很多人觉得条件严格繁琐,令人沮丧;与亲戚和社区的疏远,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他们向社会寻求帮助。

就如博客“文化长狼”所形容的:“一个经济蓬勃的环境中,在这样好的经济条件之下的穷人其实才是真正的穷人,他们不比贫穷国家的穷人是因为缺少机会,好环境里的穷人缺少的往往是无法弥补的先天不足。也就是说,这些人没有进一步改善自我的能力。真正的贫穷是能力上的贫穷,而这,正是新加坡的穷人们。”

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新加坡明爱社区理事会”(Caritas Singapore Community Council),早在几年前就呼吁正视穷人困境,并通过媒体进行宣传。他们认为,新加坡作为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有能力做得更多。

 

大纪元记者林芸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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